新安吏
杜甫
客行新安道， 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 “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 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 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 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 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 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 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 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 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 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 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 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 仆射如父兄。”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冬，郭子仪收复长安和洛阳，旋即，郭和李光弼、王思礼等九节度使乘胜率军进击，以二十万兵力在邺郡（即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包围了安庆绪叛军，局势甚可喜。然而昏庸的肃宗对郭子仪、李光弼等领兵并不信任，诸军不设统帅，只派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使诸军不相统属，又兼粮食不足，士气低落，两军相持到次年春天，史思明援军至，唐军遂在邺城大败。郭子仪退保东都洛阳，其余各节度使逃归本镇。唐王朝为了补充兵力，大肆抽丁拉伕。杜甫这时正由洛阳回华州任所，耳闻目睹了这次惨败后人民罹难的痛苦情状，经过艺术提炼，写成组诗“三吏”、“三别”。《新安吏》是组诗的第一首。新安，在洛阳西。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这两句是全篇的总起。“客”，杜甫自指。以下一切描写，都是从诗人“喧呼闻点兵”五字中生出。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这是杜甫的问话。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定制：男女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至天宝三载（744），又改以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杜甫的问话是很尖锐的，眼前明明有许多人被当作壮丁抓走，却撇在一边，跳过一层问： “新安县小，再也没有丁男了吧？”大概他以为这样一问，就可以把新安吏问住了。“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吏很狡黠，也跳过一层回答说，州府昨夜下的军帖，要挨次往下抽中男出征。看来，吏敏感得很，他知道杜甫用中男不服兵役的王法难他，所以立即拿出府帖来压人。看来讲王法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于是杜甫进一步就实际问题和情理发问：“中男又矮又小，怎么能守卫东都洛阳呢？”王城，指洛阳，周代曾把洛邑称作王城。这在杜甫是又逼紧了一步，但接下去却没有答话。也许吏被问得张口结舌，但更大的可能是吏不愿跟杜甫噜苏下去了。这就把吏对杜甫的厌烦，杜甫对人民的同情，以及诗人那种迂执的性格都表现出来了。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跟吏已经无话可说了，于是杜甫把目光转向被押送的人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把这些中男仔细地打量再打量。他发现那些似乎长得壮实一点的男孩子是因为有母亲照料，而且有母亲在送行。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但为什么父亲不来呢？上面说过“县小更无丁”，有父亲在还用抓孩子吗？所以“有母”之言外，正可见另一番惨景。“瘦男”之“瘦”已叫人目不忍睹，加上“独伶俜”三字，更见无亲无靠。无限痛苦，茫茫无堪告语，这就是“独伶俜”三字给人的感受。杜甫对着这一群哀号的人流，究竟站了多久呢？只觉天已黄昏了，白水在暮色中无语东流，青山好象带着哭声。这里用一个“犹”字便见恍惚。人走以后，哭声仍然在耳，仿佛连青山白水也呜咽不止。似幻觉又似真实，读起来叫人惊心动魄。以上四句是诗人的主观感受。它在前面与吏的对话和后面对征人的劝慰语之间，在行文与感情的发展上起着过渡作用。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杜甫劝慰征人的开头几句话。照说中男已经走了，话讲给谁听呢？好象是把先前曾跟中男讲的话补叙在这里，又象是中男走过以后，杜甫觉得太惨了，一个人对着中男走的方向自言自语，那种发痴发呆的神情，更显出其茫茫然的心理。照说抒发悲愤一般总是要把感情往外放，可是此处却似乎在收。“使眼枯”、“泪纵横”本来似乎可以再作淋漓尽致的刻画，但杜甫却加上了“莫”和“收”。“不要哭得使眼睛发枯，收起奔涌的热泪吧。”然后再用“天地终无情”来加以堵塞。“莫”、“收”在前，“终无情”在后一笔煞住，好象要人把眼泪全部吞进肚里。这就收到了“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艺术效果。这种悲愤也就显得更深、更难控制，“天地”也就显得更加“无情”。
照说杜甫写到“天地终无情”，已经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兵役制度的不合理，然而这一场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写《兵车行》的时候。当此国家存亡迫在眉睫之时，诗人从维护祖国的统一角度考虑，在控诉“天地终无情”之后，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相州之败，本来罪在朝廷和唐肃宗，杜甫却说敌情难以预料，用这样含混的话掩盖失败的根源，目的是要给朝廷留点面子。本来是败兵，却说是“归军”，也是为了不致过分叫人丧气。“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唐军讨伐安史叛军，当然可以说名正言顺，但哪里又能谈得上爱护士卒、抚养分明呢？另外，所谓战壕挖得浅，牧马劳役很轻，郭子仪对待士卒亲如父兄等等，也都是些安慰之词。杜甫讲这些话，都是对强征入伍的中男进行安慰。诗在揭露的同时，又对朝廷有所回护，杜甫这样说，用心是很苦的。实际上，人民蒙受的惨痛，国家面临的灾难，都深深地刺激着他沉重而痛苦的心灵。
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时又是社会现实本身矛盾的反映。一方面，当时安史叛军烧杀掳掠，对中原地区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破坏是空前的。另一方面，唐朝统治者在平时剥削、压迫人民，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却又昏庸无能，把战争造成的灾难全部推向人民，要捐要人，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可以说，在平叛这一点上，人民和唐王朝多少有一致的地方。因此，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当时的人民虽然怨恨唐王朝，但终究咬紧牙关，含着眼泪，走上前线支持了平叛战争。
（余恕诚）

有才子曰：诗词赏析：杜甫《新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