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世界心理学史上最为着名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对白鼠和鸽子等动物进行了精密的实验研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操作性条件反应原理，设计和发明的“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在60年代的美国曾风行一时，对西方教育界产生深刻的影响。
直到今天，斯金纳的思想在心理学研究、教育和行为矫正治疗中仍然被广为应用。有趣的是，斯金纳在1928年进入哈佛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之前，根本没有上过一堂正规的心理学课程。
人生转折
大学时期，斯金纳已经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他的诗歌和小说经常出现在汉密尔顿学院的学报上，不仅赢得了“作家”的美誉，还有几部小说得到了文学大师罗伯特?福斯特（Robert Frost）的肯定和赞扬。因此，当他从汉密尔顿学院毕业时，斯金纳说服了半信半疑的父母，允许他用一年的时间在家中专门从事写作，以完成一部伟大的小说。
而这一年后来被证明是斯金纳人生的转折点，他在自传中将它称为不堪回忆的“黑暗之年”。整整一年，他没有写出任何东西，每天都在阅读、整理、弹琴甚至制作模型中消磨时间。当这灾难性的一年接近尾声，斯金纳不得不同意父母的观点，承认失败并放弃写作。
但失败总是很难被承认的。这时，斯金纳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科学是20世纪的艺术”，终于为解释自己的失败找到了一种适时的办法——责怪文学本身。他宣称：“文学是一门已经死掉的艺术，我要去研究科学”，而他选择的科学就是心理学。
但这种心理学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在“黑暗之年”年末，斯金纳研读了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华生（J.B.Watson）的经典之作《行为主义》，并且大受启发。这种认为人们的行为是对环境的反应的心理学，正好可以允许斯金纳将他的失败归结为文学本身的错误，而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给斯金纳带来一种在未来完全控制人们行为的希望。他开始相信心理学是一门科学，不仅可以解释和预测人们的生活，还可以有效地实施控制。
“控制”与“自由”这一主题在斯金纳后来的理论中总是反复出现。他的小说《沃尔登第二》和《超越自由与尊严》甚至表达了他试图把行为操控的观点运用到社会管理之中。现在我们可以重温斯金纳的生平，从他一生经历的大小事件中找寻这是为什么。
逃离控制？
斯金纳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做萨斯奎汉纳的车站小镇，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中学时代。在那里，车站是整个小镇的中心，镇上的人们习惯于根据早、中、晚响起的汽笛声作息。斯金纳的母亲也是如此，她总是严格地据此安排一家人的生活。也许就是这种多少年来一成不变的生活节奏，使斯金纳从小就对环境的有序和控制感触颇深。
而斯金纳的家庭教育也是非常严格，孩子们一旦触犯规则，就会得到家长们的惩罚。当斯金纳还是一个小孩子时，他只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尝试摆脱这种令人厌恶的被控制感。他喜欢制作可以自由活动的设备，而这些设备都带有十足的想要逃离家庭的象征意味。
斯金纳在自传里写道：“我做了旱冰鞋，可驾驶的运货马车，雪橇，还有在浅池子里用篙撑来撑去的木筏子；我做了跷跷板，旋转木马和滑梯；做了弹弓，弓和箭，气枪；用竹筒做的喷水枪，用废锅炉做的蒸汽炮……我做了陀螺、空竹，使用橡皮筋推动的模型飞机，盒式风筝，用轴和弦转动送上天的竹蜻蜓。我一再试着做一架能把我载上天的滑翔机……”
除此之外，斯金纳还着迷于扑捉所有他身边捉得到的小动物：青蛙、乌龟、蛇、蝴蝶、蜜蜂、萤火虫，小动物。但他从来不饲养他们，只是观察他们努力逃走的过程。他曾经把一朵蜀葵的花瓣抓在一起，观察被困在里面的蜜蜂如何努力离开困境，直到他厌倦了这个游戏，不过，也许是充分体会到了被困的感受，斯金纳从来不会像他的父母那样把这种困境保持太久，总是过一小会儿就放掉它们。
自由幻想
如果说童年时的斯金纳对于摆脱控制还心存希望，那么，他在汉密尔顿大学的经历则使他对自由的追求彻底绝望。当他在18岁那年离开家，开始大学生活，现实立刻无情地打破了他对自由的美好想象。
不过是每天12次准时敲响的钟声替代了小镇的汽笛声，汉密尔顿学院严格的作息表令斯金纳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依然还是充满了秩序和控制。而且，他的处境也并不比家中好到哪里去。汉密尔顿的新生必须要为二年级以上的老生服务，斯金纳还经常被老生们欺负。
有一次，他被两个二年级的学生结结实实地绑在教室里的椅子上，但当时的斯金纳已经放弃了任何反抗，完全把自己的控制权交给那两个坏家伙。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我没做反抗，也没有抗议，只是让我的抓获者把我绑了起来。”
也许这个时候斯金纳已经对于充满控制的环境缴械投降，放弃了追求自由的努力。而他的不做任何反抗，可能也预示着他的理论不同于传统行为主义支处：人类的行为不是对外界刺激的做出简单反应，而是为了得到一定结果的操作性行为。既然自由是不可能的，我又何必去努力反抗？
厌恶惩罚
5、6岁时，斯金纳曾被祖母带到火炉旁，看着熊熊燃烧的煤炭，听她绘声绘色地警告撒谎的孩子在死后如何在地狱里遭到火烧炭燎。而他美丽的母亲则因为听到他讲了一句脏话，就立刻把他揪到卫生间，用一块涂满肥皂的湿布，把他的嘴完完整整地刷洗一遍。
至于他的律师父亲，尽管从来没有体罚过孩子，却在营造一个严格的家庭环境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当他发现4、5岁大的斯金纳从奶奶的钱包里拿走了一个硬币，就和他大谈犯罪的危害。还多次带他去参观监牢，介绍里面的罪犯都在过着怎样的日子。
也许就是这些惩罚带给斯金纳太多的负面感受，他的理论一直拒绝将惩罚视为行为塑造的好办法。在他看来，要想教育孩子从事良好的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他的偶尔出现的好行为报以积极反馈，也就是正强化。
而第一次让斯金纳体会到正强化的积极作用的人，则是小他两岁半的可爱的弟弟埃布。有一天，埃布生病在床，斯金纳用一些橘子箱上的木板制作了一个小板凳。当他把这个作品拿给埃布看时，埃布立刻表现得兴高采烈。于是斯金纳马上又做了一个，看到埃布继续手舞足蹈之后，他又做了一个。如果不是他们的妈妈阻止，天知道那天他会接着做出多少个。
斯金纳在传记里总结，埃布的笑容对他产生的动力，要比父母们的惩罚对他的行为控制更效用。这也与斯金纳的操作性行为的理论吻合。
拒绝情绪
而斯金纳对于“情绪”的态度，实际上十分矛盾。他主张将情绪完全排除在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外，用一系列动作来出解释。比如“愤怒”是指高攻击，低关爱，低取悦的各种行为；而“恐惧”是指用逃跑或闭上双眼来避免对特定刺激的接触。但与此同时，情绪却一直是他思考和论证的重要课题。在他的自传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大篇大篇有关情绪的文字。
所以，与其相信斯金纳对于情绪的否定，还不如把这种否定看作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他的家庭一直把情感的流露看作是一种愚蠢和懦弱，经常对表露情感者报以讥讽和嘲笑。比如斯金纳在刚上大学时饱含思乡之情的文字，结果却成了父母的笑柄，这让他深感羞愧。
而这种对情绪的克制和忽视，几乎在他幼儿时期就能初见端倪。斯金纳在自传中这样描述祖母对他进行撒谎教育的那个夜晚：“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哭泣，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妈妈，只是没有让她亲吻我说晚安。至今我仍然能感到当时我内心中的懊悔、恐惧和绝望。”
斯金纳从小就习惯了对自己的情绪故意视而不见，用一种麻木来减少令自己不适的感受。所以，在他在自传中提到被老生欺负，或者弟弟不幸猝死的事件时，他都用“完全没有感觉”来描述当时的感受。这也许就是他的理论拒绝研究情绪的原因——他不想重新体会那些痛苦的记忆。
斯金纳生平
1904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车站小镇。
1922年，考入纽约汉密尔顿学院，主修英国文学，期间获得希腊文特别奖。
1926年，从汉密尔顿学院毕业，在家写作两年，没有任何作品。在阅读了华生的《行为主义》之后，成为一个坚定的行为主义者。
1928年，考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改修心理学。
1931年，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之后相继执教于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和印第安那大学。二战期间参与美军秘密作战计划，采用操作性条件反射的方法训练鸽子控制飞弹与鱼雷。
1947年，受聘重返哈佛大学，担任心理学系的终身教授。
1958年——1971年，先后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授予的“卓越科学贡献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和美国心理学基金会授予的一枚金质奖章。
1990年8月10日，美国心理学会授予他“心理学毕生贡献奖”荣誉证书。8天后，即8月18日，斯金纳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