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文在一篇学校生活的怀旧文章里记载了一只狼的故事，说自己在学校念书时，学校附近有一只狼。有一次散步，看见它在路旁伏着，还以为是一只大狗。后来看它的行为有点古怪，尾巴似乎异常，才猜想它不是寻常的狗。过了很多年，看到别人的文章，才知道那只狼还在，而且还白昼伤人。
　　这一段记载勾起了我小时的一些回忆，算起来，我虽然没见过狼，但狼也是我小时耳熟能详的故友了。所以，看到别人有这样的记述，自然感到亲切。
　　在周氏的文集里，这种写个人生活的文章比比皆是。周氏是一个爱生活的人，对生活本身有足够的兴趣。但在一篇写给朋友的信《苦雨》的末尾，作者在唠叨了一些生活琐事后却写道：如果有人认为这所记只是个人的私事，于人生无益，我也承认，我本来只想说个人的私事，此外别无意思。”为什么要写上这么一段话呢？我想起我念书时老师要求学生作文要有意义的话来。大概在周作人那个时代，已经有人就这样要求了。中国的主流观点一直认为，作文要有益于社会，国家，有益于世道人生。因此，文章重在理治，教化，并视此为唯一正确之途。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因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先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才提高了文章的境界。这种传统到了现代，就变成作文要有意义的通俗讲法，而且大有为天下文章仪轨的意味。
　　讲求经世致用，讲求文章的意义，当然并不错，但终究还是一种功利，一旦过了头，就可能有害。一个人在求学的年代，年龄和经验皆不足，不要说意义，就是做到文通字顺都不容易。一旦作文之前还要被要求意义，下笔就难了。好比一个人初学走路，就先横上一堵墙，那又如何去练习走路呢。如果不练习，文章又如何能指望写好。可见，在初学写作者要求意义，实则会成为一种限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中国古代的散文一直不太招人喜欢，恐怕与散文承载的使命，文以载道不无关系。建国后就是因为传统和革命教育的双重影响，出现了过分追求积极意义的政治化倾向，最终导致文艺的贫瘠和虚假，真实的性灵和情感反倒被隐藏于作品之外了。
　　一个在写作时究竟要不要心里装着社会和国家，这其实是根本不必刻意的事。一个心里装着国家的人也未必没有私人的情感，只要是真情抒发流露，就无所谓高下之分。过分讲求意义，完全是心里想要有用的功利在作祟，很容易被束缚住手脚，反倒失去了下笔时的畅快和自然。中国古代的散文为什么不如诗歌大观，是因为诗歌里有中国人性灵和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散文，因为要传承道统，要文以载道，因此始终无法成为情感的滥觞。这种情况到了明代，才有了一些改变。从重视社会到重视个人，明代的小品文似乎是一个转折，跳出了文以载道的桎梏，掺入了个人化的情感表达。如果非要用有用无用来衡量，明代的小品文是有使人性解放的价值的，或许这也就是当年周作人，林语堂翻印明代小品文，并坚持个人化写作的根本厡因。因此，看似无用的东西，其实又何尝无用。而且，文艺的本质应该是愉乐人生，如果一个社会，连人类愉乐的天性也要剥夺，多方限制，那么这样的国家和社会一定是 专制，没有值得我们顾视和爱她的必要。
　　我是一个喜欢散文的人，或许因为个人偏好的原因，尤其喜欢读写个人私事的散文，就像周作人雨天的书等作品。这一类无聊的书，不知陪我度过了多少无聊的日子。不过，对个人而言，能让一个人觉得生活有味道，感觉到世间有真情，这又岂是真正无聊的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