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在桂北和湘南接壤的一处地方，四面环山，只有几个垭口可以通往外界，原住民多为避难迁徙而来。时间久了便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方言——“土话”，乡人管“土话”之外的语言为“官话”，叫说“官话”的人为“东安头”。说来奇怪，当地也只有我们一个镇上的乡民说著这种方言，翻过山，便和外面的人语言不相通了。有好几条溪水从中穿过，径流不息，所以那里还算得鱼米之乡。人们多以务农为主，历史上从来不缺广有田地的土财主；也零星地出过几个读书人，他们在外面做着无关紧要的官，没有给家乡带来和留下些什么，却讨到后孙们一厢情愿的追念。
　　　　故乡有许多民间风俗，社火就属于其中之一，它起始的具体年代，由于缺少文字记载，已经无从追朔。但通过口述，知道大爷儿时打过社火，他生于宣统元年，那么社火至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社火是一种新春祝福形式，由本族少年分别扮装七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将加文官包公和他的四名捕快，人物出自三国和唐宋，因为创作者的超时空灵感而聚在一起，却也多少可以映射出《三国演义》、《瓦岗英雄传》以及《三侠五义》这类小说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装扮者穿上戏袍画上脸谱，走巷穿户，挥舞着木竹做的道具，给所去的人家驱邪避祸并送上新年祝贺。
　　　　既有戏袍，又画脸谱，感觉像是要唱大戏，社火却并没有唱词，只需舞弄一些武生动作，必要时吆喝几声便可，有时到祠堂还要“摆阵”，动作和“阵法”对于初学者来说，一时是难以掌握的，所以需要师傅教导。社火由村子的各个大户轮流主持操办，事先确定好学社火的少年仔，请好一两个来教导的师傅，从大年初六的晚上开始在村子的祠堂里练习，一直到初十二出师。每年到了年初六那天晚上，祠堂就开始热闹起来，村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来观看，在一旁评论或者干脆指点一二。以前的家乡还没有通上电，到了晚上便早早地打起汽油灯，亮堂堂的光从里面透出来，老远就能看到。吃过晚饭，男客坐下来，卷上一根纸烟，和家里人谈会白，再等堂客拌好了猪食，帮忙把潲盆提到猪圈，吩咐几声就打祠堂走去，堂客们喂好猪，还要确认鸡是否都进了笼，把鸡笼提进屋子，将炕里的火用灰盖上，锁好大门后也去了祠堂。晚间的时候，可以看到许多手电筒的光散布在村子四周，仿佛夏日的萤火，慢慢地向祠堂靠近，直到被祠堂的亮光吞没。
　　　　社火照例持续两天，头天是在本村和隔壁村的本族举行，第二天就要到较为远点有本族人居住的村庄。族人迁徙来之后，家族中的一支由于某种缘由又二次迁徙，搬到紧挨着湖南的地方居住，每年那边的族人都会来“请社火”，也算有寻根的意味。旧时的社会秩序许多时候是在靠家族来维系，而这种文明源远流长，到现在人们在异乡遇见同姓人，或是在影视媒体上出现同姓的名人，难免也会冒出些兴奋来。社火仪式是隆重的，出发前放上几轮排铳，扛着写有“令”字彩旗的十多号人走在前头，“大乐师”就跟在“社火仔”一起——村里有自己的“大乐师”，会拨弄唢呐、钹、铛、锣和鼓几样乐器，凡有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们去奏乐，入席时还常坐在上席，小时候觉得那样非常风光。便有过学吹唢呐的念头，或许在将来还可以拐上位风骚的姑娘回来做自己堂客。便当着乐师们的面拿过唢呐来试过几次，憋足了气硬是没能吹响，于是梦想在嘲笑声中消散，也带走了那虚无的姑娘。
　　　　每次社火所到的人家都会事先准备好“彩头”来接“社火”，用竹子做的筒子装一升米再放个红包在上面，收下红包，米不能全部倒走，要留一部分来“聚财”，碰上富足一点的人家，家长会给每个“社火阿仔”发上一毛到一块不等的钱。乡间缺少应有的娱乐，“社火”在排铳、乐器声中引来围观的人群，夹杂着近乎不间断的鞭炮声，给沉静的乡村带来了生气。同时也给人们带来祥和、安宁的祝福！
　　　　九岁那年，我第一次学社火，因为体质虚弱，每次练习“打飞脚”动作时都会落地不稳而摔跤，引起围观乡亲的哄笑，母亲就把用来孵化的鸡蛋煮了给我吃，一天几个，连着几天下来，不但可以站稳，也跃得高了，那时物质缺乏，乡人对食物有着异乎寻常的信念，所以无论母亲还是我都相信一切的功劳均来自鸡蛋，却没有意识到她对我精神上的鼓励。“打社火”的那天很早就要起来，外面的天还是黑沉沉的，在灯下母亲帮我穿好戏袍，再往里面衣服口袋揣上几个鸡蛋后，就领着到一位木匠师傅家里画脸谱，我打“社火”的四年，每次都是最先一个准备好。脸谱都是花脸，小孩子看见了都会害怕，如果谁家的小孩在哭闹，父母亲没有办法使其停顿，只要说声“社火阿仔来了”，便会很奏效。妹妹在我卸妆前，会一直躲在门后不敢出来，即便听见是我的声音。我从小就害羞，碰见女孩子就脸红——这一我至今都以为是我人生最大的缺点，父母亲却把它当做一种美德，曾对许多乡亲反复炫耀过，而有了脸谱做面具来保护，我竟敢盯着看隔壁班那个漂亮女孩。到了第四年，因为长得快，那戏袍穿起来显得很紧，本来是不给再打“社火”的，但据说连续打四年“社火”可以避掉人生将来的一场灾祸，母亲为我未来那场无形的灾祸便和族人争吵，硬是让我打了最后一年。
　　　　没有走出故乡之前，打“社火”去的那个村子是我到过最远的地方，再过去一点有个村子是属于湖南的，那里的人自然都是讲“官话”的，我们叫那个村子“小湖南”，少年的我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着好奇，向往外面世界的精彩，即使坐在无蓬的拖拉机上，心照样也会飞翔。
　　　　“社火”历经过兴衰，最终归于消沉。我学完“社火”之后的几年，因为村子里缺少少年仔，因此不给女孩子学“社火”的传统打破，妹妹和她的同伴们穿上我之前穿过的戏袍，在热闹中给乡亲们送上慰藉心灵的祝福。后来祠堂在一场大火中烧毁，学“社火”的场所也被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祠堂，再到后来，家长们心疼自家的孩子太过受累，竟然都不愿意送来学“社火”了，而当时我和伙伴们却曾为不能学社火哭闹过，事情转变的结果很难说得清好坏，而不容易时所处的那份心境，却弥足珍贵，让人轻易不能忘怀。
　　　　初夏时回到离别了两年的家乡，爬上少年时住过的板楼，一个角落里放着两个大红箱子，上面布满了厚厚的灰尘，旁边摆放着“社火”所用的道具，箱子里面是破旧的戏袍，它们已经在那里堆放了好几年，也许还要继续；烧毁的祠堂残留的两个画梁，在日照雨淋中倒下，落在地上，附近长满了灌木丛；多出许多新生的生命，是我少年同伴们的小孩，接过来抱一下，感受着岁月和生命的两重沉重；陪母亲上街买东西走亲戚，不想却碰见隔壁班那个使我心跳过的女孩，她依然漂亮，并多了女人本有的韵味，当目光相遇时，我还是脸红了，那天晚上我却想到——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会不会对自己的丈夫发些没有缘由的气？
　　　　
　　　　仅以此文纪念我那尘封的少年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