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村里的过年，张灯结彩、披红戴绿自不待说，涂脂抹粉一般，整个村子瞬间活跃起来，红红的春联恰似那一抹恰到好处的胭脂红，点在了村子的眉心和脸颊，一条条、一块块的红纸墨字表达着对新一年虔诚的祈愿和希冀。

　　每年春节贴上父亲亲手写的春联，是我家和附近邻居们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项“忙年”程序。

　　那时候过年贴春联，好像贴得越多，希望实现得就越快一样，家家户户的大门、屋门、厨屋，甚至粮囤上、自行车上、拖拉机上，还有树上，庭院的墙壁上，都贴上了喜气洋洋的红春联和红福字。那些对偶工整的祝福性的长短句和汉字，把村子装扮得更加精致和妖娆。

　　离除夕还有好多天，父亲就从墙角条几下取出积满灰尘的笔墨纸砚，还有一些软塌塌的报纸。家里有一根根廉价的竹竿儿毛笔和一瓶瓶放久了就臭烘烘的劣质墨汁，那是父亲在别人家红白事儿的账桌上忙完一天后拿回来的。因为会写毛笔字，而且还能拿得出手，村里谁家赶上婚丧嫁娶需要写对联、记账，就会提前过来给父亲打个招呼，到时他就会提前赶过去坐在八仙桌后写写记记。用过的毛笔和墨汁，村里很少有人会用到，但却是父亲的至爱。

　　家里条几的一角堆满了他收集来的毛笔、字帖和练字的报纸。毛笔不用说是最简陋的“一次性”的那种。字帖不知是从哪里得到的一本职业学校的教材，字体是印刷的楷体，圆润饱满，正合父亲的欣赏口味。我曾经买了几本颜体和柳体的拓本字帖送给他，他不喜欢，说不好看。报纸是我和妹妹隔三差五回家时捎回去的，他捋顺铺展了，捆扎得整整齐齐。但一年到头地忙，他难得有空闲的时候，更别说坐下来写毛笔字了。

　　父亲高小毕业时正赶上村里贴大字报，小小的村子这个帮那个派的挺多，但是会写毛笔字的却很少。他刚刚离开学校的那阵子失落劲儿还没来得及蔓延，就被紧张忙碌的抄写大字报给及时地填补上了。他说他的毛笔字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但那段特殊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从那以后他握笔写字的时候也大多集中在过年前的那一阵子。通常是晚饭后取出来笔墨，墨汁舍不得用，就掺上些水，趴在八仙桌上写上一阵，笔画颜色浅，报纸写了正面用反面。

　　春联是他平时从书本上、报纸上，还有别人家的门框上剪裁、抄写积累下来的，无非就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天增岁月人增寿”之类。每年要写春联时就拿出一个小本子，没有封面，沾满灰尘，因潮湿而发软，铺在桌上，边写边看。

　　虽然父亲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但总是等到除夕夜，才收拾好墨迹斑斑的报纸，取出买来的两张红纸，开始裁纸、写春联。除了写我家的，还有一些邻居的，他们几天前就把红纸放在我家，等除夕之前过来取春联。入夜了，我们帮着母亲包水饺，看电视，父亲坐在八仙桌的一侧，在昏暗的灯光和因过年而点燃的摇曳烛光里，忙活他的事儿。墨汁倒在一个浅碟里，碟沿上放了粗细不等的几根毛笔，沾饱了，在铺展的红纸上挥毫，写好一张，就铺在堂屋的屋当门，或者是我们和电视机之间的空地上。除了写对联，还裁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正方形红纸，写上“福”和“春”。

　　除夕当天贴春联是我和弟弟最紧张的时候。春节联欢晚会刚兴起没几年，正是让我们静下来聚精会神的时刻，但父亲总会催着在午夜12点放鞭炮前把春联贴上。所以总是逢有民族歌舞、戏曲联唱等那些我们看不懂听不明白的节目时，我们就快速抓起地面上的对联或福字，按照事先想好的地点，快速地刷上糊子，把春联放正贴好，拿扫帚自上而下刷一下就赶紧跑回来坐在电视机前。

　　后来当春联逐渐被美观整洁的印刷品替代的时候，父亲依然坚持在每年的春节手写春联，虽然邻居家来送红纸取春联的越来越少了，但是他还在坚守着，这是他的春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享受着用写春联的方式度过一个个充实而有意义的春节。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越来越明白了父亲一成不变的对春节的这般虔诚。有几次我把二老从济宁接到济南家里过春节，有时明明有单位发的或者购物赠的春联，但见父亲用报纸练字写“福”的时候，总会悄悄出门买来红纸让父亲裁开写春联，贴在楼道口、屋门外和室内的显眼处。

　　贴上父亲写的春联，这才是我家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