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悦
　　我是去年听了梁文道批评于丹的讲话，才知道有这么一位“说家”。十多年前我批评于丹时，不知他在不在说。听说他还有一批粉丝！他似乎讲的是文化，有时又讲文学，还有时讲时评。最近听他讲了萧红，才知道他并不了解那位影响深远的女作家。梁文道认为“萧红是一位难以定位的作家，也是‘不合时宜’的作家。”他得出如此结论的依据只有一条，他说“在全国都在动员写抗战时，萧红还在做国民性批判。但某种意义上讲萧红是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路线。”在这儿，梁文道又捎带追究到萧红“不合时宜”之根在鲁迅先生那里。
　　梁文道在对萧红的代表作《呼兰河传》进行批评时，说这本小说“出版时茅盾先生替他写序里面就有点批判萧红的意思。”序中到底是怎么“批判萧红”的，梁文道拿不出来，而读者们看到的还是茅盾先生的赞许与鼓励，如果是批判，又何必写序呢？梁文道又说《呼兰河传》很不合时宜，因为“中国的作家不论左右全部都动员写了要抗战，而你萧红这时候还在讲国民批判，这不是很怪吗？”其实梁文道是把“抗战”与“国民批判”割裂成了两件互不关联的事情。他错以为作家写了抗战，全体国民就都去抗战，他不以为优秀的国民才能成为抗战的优秀战士，他奇怪萧红在书中“写这个地方那种人的愚昧、无知、甚至有时候是无良”。梁文道没有经历过抗战，他不知道当时许多“愚昧、无知”的中国国民相信日本入侵者宣扬的“大东亚共荣圈”最终满足于共荣，而那些“无良者”中的许多人沦为汉奸，争先恐后地替“太君”带路。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一文中指出如果国民性不改，许多国民不但要当入侵者的顺民，而且还会写出“颂扬武功的文章。”我想鲁迅先生若活到了抗战时代，仍然也会讲“国民批判”。国民批判是从根子上改变国民性，国民性优良了，才能一致共同抗日，正如鲁迅先生给萧红的《生死场》所写的序言的最后一句所说；“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在《呼兰河传》中读者们也能够得到“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梁文道在分析萧红所写的《提篮者》时，认为文章中的郎华“一般的相信其实就是萧军”。
　　郎华是萧红虚构的一位男子，在饥饿状态下只顾自己吃面包，全不顾及女友。萧军在萧红最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搭救萧红，使她活下去并成为作家。这是人人皆知的真实历史，而梁文道却说萧军“跟一个生病的、身体瘦弱的萧红在抢东西吃”，把虚构的人和事强加在萧军身上，如果不是梁文道有意思污蔑萧军，就是他对文学一窍不通。
　　梁文道还这样评价萧红的作品：“他的小说跟散文的界限是非常淡的，你说是小说，它又没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主角跟故事情节主线，你说它是散文，它又好像隔着一层什么一样。”看来梁文道真是外行，他以往并不知道有一种散文体小说，废名和汪曾祺有些小说就是这么写，梁文道没见过，一定又会觉得“很怪”。
　　但愿梁文道真的不明白，否则萧军先生的家人是要告他诬陷的。不明白就不要四处乱讲，误导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