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刻。在国外旅游，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社区周围常常可以看到或大或小的成群墓地，其实也不甚肃穆，很多墓前杂草丛生，但感觉并不恐怖凄凉，反而很自然。我每路过一处墓地，总是进去转一圈，是出于非常自私的目的：在死去的人当中，能非常确凿地感受到自己在活着。

我曾经看过一个建筑设计，德国西部的迪伦镇，镇东部墓园已开放成公共公园，公园的墓地间修了一个咖啡馆，人们在那里或交流，或回忆。咖啡馆四周都是反射玻璃，墓地景观投射在玻璃上，生者被逝者包围，两者融为一体，只觉得清新和温柔。

比起西方国家，中国城市却少见墓地。

可能有人会说这属于中西方文化差距，是西方笃信基督教的缘故。可是在东方的日本，东京随处可见没有围墙的一小片墓地。日本的墓地上立着方柱形的石碑，后面还插着象征佛塔的长条木板。曾经看过旅日作家李长声的文章，介绍日本的丧事都由所属的寺庙操办，丧葬费很贵，全国平均大概为14万人民币，而且墓地不能买，只能租。

我想起中国的坟地。前年年底，我爸打电话，说老家拆迁，把我爷爷奶奶的祖坟给迁了，补偿2000块钱，让我在网上发帖反映一下这件事。我爸一向害怕我惹事，这回反倒是我劝他还是忍让算了。活人被拆迁尚且难反抗，更何况死人。

这是在偏远的小城镇，尚容不下墓地。更毋论大城市了，在中国的大城市，不仅仅看不见墓地，甚至没有什么公共悼念的空间。

我第一次有公共悼念的概念，是去年到爱丁堡的某个公园，看到隔几步就有一个长椅，长椅上刻着“纪念我的爱妻/亡父……”等字样，这才发现“哀思”这件事不必凄凄惨惨戚戚。死亡为生者提供便利，这事并不晦气。

北京这座城市，除了远郊的八宝山，其他与生死相关的建筑，便只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可它除了虚构的威严，并不给人其他任何感受，政治化的死亡属于政治，不属于人。

城市里的人，距离死亡越来越远了。“死”沦为修辞学的意义，而在日益鲜亮现代的城市里，除了冬夜街头偶现的路有冻死骨，死亡已不见其具体体现。

古人以“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为挽联，天地间的逍遥山水、清流茂林、良辰美景，生者与逝者共享。现在的人，在人死后烧些纸糊的豪宅豪车，以及劣质得可笑的大面额冥币，与其说是为了逝者，倒不如说是为了欺骗自己：死者生活在另一个比三体星还要遥远而未知的世界里。

人是否觉得死亡可怕，在于与它的亲近程度。作家三毛曾经写过自己逃学去坟场读书，因为坟场安静，她写：“世上再没有跟死人做伴更安全的事了，他们都是很温柔的人。”越逃避死亡，就越恐惧死亡。

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曾经讲述，“在北京，最怕去经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和病人。”他去八宝山为谢世的老作家送行，回来后连续三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

我小时候，我爷爷逝世，我回老家参加他的葬礼。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我始终哭不出来，后来我父亲一把掀开盖在爷爷尸体上的白布，我看着他苍黄瘦削的脸，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这泪水不是出于悲伤，而是出于恐惧。死亡对我来说，因为陌生，所以惊悚。可是，死亡真的陌生么？

它在我们周遭每天都发生，缓慢侵蚀着生的力量，生命的虚弱、干涸、消遁一刻不停地发生。生命的短暂与无常，永远如是。可是我们愿意去想光明的生的情景，而逃避着死亡的念头。我们厌恶思考从“死”里获取对于我们的生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而把它缚在压抑的潜意识中。

如何看待死，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生。读日本中世纪武士道的原典《叶隐》，有四个字在我脑中一直挥之不去：“向死而生”。我想，不以延长寿命为目标的人生，大概会有些不同吧。三岛由纪夫对此的解读我谨记在心：“我们汲汲以求生之美的同时，倘若过于倔强于生，我们须了然我们恰可能背离我们生之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