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朵重庆翻译花


　　晓 帆

　　在重庆的文学百花园中，除盛开着创作之花外，还绽放着一朵朵翻译之花。比起文学创作来，文学翻译稍嫌僻静、冷落，不那么“红杏枝头春意闹”。然而，园中寂寂开放的翻译之花却“疏影横斜”，“暗香浮动”，且带有一种异域的风采。尽管重庆的这些翻译之花较之创作之花更美艳夺目，却大多“养在深闺人未识”，因为种花人在高等学府里默默地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但是，在开放的时代，奇葩异花的光彩和芳香终归还是要透过藩蓠而吸引众多的人们的。人们前来认真地观赏，仔细地品评，翻译之花的美深深地折服了观花的人们。
　　人们花中选花，终于选出4朵最美最香的花。孙法理译《两个高贵的亲戚》（剧本），杜承南译《情弦二重奏》（诗集），刁承俊译《狗年月》（长篇小说），杨开显译《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诗集），从百余部（篇）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重庆市首届文学翻译奖。这是重庆直辖以来，也是1949年10月以来，重庆评出的文学翻译最高奖，它代表了直辖以来的重庆翻译文学的最高水平。
　　读着这4部获奖作品，不得不为通过译者而传出的作品的魅力和神韵而击节赞叹。
　　孙法理先生所译的《两个高贵的亲戚》（漓江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由莎士比亚和弗莱彻合著的悲喜剧。它是1974年被率先收入美国滨河版《莎士比亚全集》的莎士比亚的第38个剧本（在此之前莎士比亚被公认只有37个剧本），1984年它又被英国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收入。作为英美文学研究家，孙法理在上世纪80年代注意到这一变化，并在美国做了调研。于是他回国后，在国内第1个译出回归莎士比亚的这部诗剧。剧本讲述了决心要同甘共苦的表兄弟，因爱上了同一女子而反目成仇的故事。两人以决斗方式来了断爱情的归属。最后，笃信战神的一方获得了决斗的胜利，但却意外死亡；笃信爱神的一方则获得了爱情。
　　孙法理教授是莎士比亚研究家，对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有独到的研究。但莎士比亚时代的语言与现代英语有不小的差异，加上又是诗剧，因而翻译莎士比亚是很难的，即使是译成散文体，也是十分艰巨的。但孙法理所译的这部诗剧，文从字顺，译笔流畅，朗朗易读，文采斐然，诗剧的传奇色彩和莎士比亚的风格神韵被译者很好地表现出来，堪称珠玉之作。
　　杜承南先生所译的《情弦二重奏》（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英国勃朗宁夫人和俄国普希金的诗歌合集。将这两位不是情人的异国诗人的不为对方所知的爱情诗谱成二重奏，是一种艺术组合创新的大胆尝试。它将两个彼此独立而不相唱和的声部同时奏出，竟然是那么和谐、美妙。这是一曲真正的爱情二重奏。爱情，这永恒的主题，是不分国别、不分时代的人类共同的至美之情。诗人们尽管彼此陌生，但只要他们的诗歌歌颂了真善美，吟唱出人的美好情谊，则总是和谐、美妙的。杜承南作为诗人深悟此道，作为翻译家深谙此理。
　　杜承南教授是普希金研究家，同时也是诗人。他译的普希金诗被纳入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指定书目中，也被选入大学语文教材中。文学是各门学科中最难译的，而诗歌又是各类文学体裁中最难译的。杜承南具有两位爱情歌手所属国家的文学及诗歌的深厚修养，他忠于原作，加上自己的感悟，充分发挥出诗人的才能，因而译诗生动、传神、字字珠玑，使之成为情诗中的精品。
　　刁承俊先生所译的《狗年月》（漓江出版社出版）是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叙述了一对性格迥异的伙伴的坎坷经历，反映了德国自纳粹上台到战后经济奇迹的风云变幻；透过希特勒的爱犬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这一荒诞现象，折射出法西斯的兽性对人性、狂谬对理性践踏的本质，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小说思想深邃，构思精妙，语言独特，想象丰富，具有很高的认识和审美价值。作为《但泽三部曲》最长的一部小说（另两部为《铁皮鼓》和《猫鼠》），《狗年月》首次由刁承俊译出并与中国读者见面。
　　刁承俊教授是德国文学研究家。君特·格拉斯的这部作品，写作手法新颖别致，内容和语言都有相当难度。翻译这样的经典之作，其艰巨程度甚至在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等人的荒诞作品之上。刁承俊的译文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做到了形、神兼备，用优美、流畅的语言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神韵，使这部异彩纷呈的精品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众多媒体关注的热点。
　　杨开显先生所译的《帕斯捷尔纳克未来主义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是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作为现代派诗人，帕氏集古典的传统、象征派的音乐感和超现实主义的意象之大成，在诗中抒发了对生、死、美、爱、自然、艺术的感受，充满了主观想象和唯美色彩。帕诗朦胧含蓄，独特怪异，奇特的比喻令人拍案叫绝，体现了奇诡幽冷的未来派诗风。帕诗开创性、先锋性极强，富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高雅情趣，实为世界诗苑的一支奇葩怪花。你一旦读懂了帕诗，其对诗艺的感受和作诗的技巧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杨开显研究员是俄罗斯文学研究家。帕氏的这部诗集被公认是非常难译的。艰深的帕诗令诗歌修养不深不全面的人望而却步。但杨开显对中、外诗歌及其格律有精深的研究，他在深刻理解并忠于原诗的前提下，以译诗顿数和字数的整齐或富有规律性的变化来与原诗的音步和音节对应，既形似，又神似，从而使之成为瑰宝。此译诗集填补了国内未出版未来派个人诗集的空白。
　　重庆的文学翻译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成绩，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孙法理、杜承南、刁承俊出自像武汉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而传道授业解惑于他们的老师则是如吴宓、朱光潜、苏雪林、曹靖华、余振、魏荒弩、冯至、田德望、杨业治这样的泰斗或大师。名师出高徒，磨砺出天才。他们经过名师的指导和几十年的磨砺，辛勤地耕耘在高等院校的外国语文和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翻译这片园地上，长夜孤灯，呕心沥血，艰苦跋涉，严谨治学，成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和翻译家。他们译著颇丰，少则出版10几20几部作品，多则出版30几部作品，还有大量的论文和其他文章。
　　与前3位翻译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第4位翻译家杨开显。他几十年耕耘在理科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园地上，承担科研课题，撰写研究报告，出版著作，发表论文，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软科学奖和科技论文奖等。在部分业余时间里，他靠自学而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而在他具有相当的文学造诣后，接受的教育仍然是科技——师范院校物理系。但是，在文学翻译上，他与前3位翻译家还算是 “殊途同归”的。
　　重庆的文学翻译不会像创作那样热腾。它是冷静思考、不畏艰险、苦苦攀登、厚积薄发的产物。我们的4位翻译家都是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的学者和苦行者。这，或许是他们获奖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