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
　　以前我的文稿变为铅字、电波之时，抑或收到稿费，尤其是晋升记者和加入省作家协会之时，无不强烈地思念起我的语文老师舒家骅。现在我冲浪于网海之时，仍在把舒老师想念。 儿时读书，曾幻想过当记者，当作家。但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这无异于异想天开、白日做梦。而后竟成了现实。这当然首先要感谢党和政府给予我读书的条件，也不忘相关方面的诸多关怀，可我记忆中最具体、最深刻的却是舒家骅老师。是他引我迈开走向文学殿堂的第一步。
　　那是1961年秋，我回到母校：毕节师范学校进修。又是初师时曾上过我们语文课的舒家骅老师来上我们中一的语文课。寒假开始，他布置我们每人写篇假期见闻。回到学校，首次作文课上，我就如实记录下家乡一次打脑膜炎的预防针的活动。作文交上去了，我总觉写得干巴巴的，因而惴惴不安，唯恐让舒老师失望，课余还故意避开他。
　　谁知老师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花了两节作文课的时间来讲评我的那篇作文：什么主题鲜明突出啦，语言生动朴实啦，谋篇布局合理啦，等等。用理论结合我那篇作文一讲，给我的印象就无比深刻，作文知识增加了不少。我写该文时没有认识到的许多东西，经老师破解，我才恍然大悟，终于懂得了一个道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容易获得成功。
　　之后，舒老师将我的那篇作文推荐给校刊发表，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和写作积极性。课余我就悄悄试写，写后请舒老师指点。他未任我们中二的语文课了，但学生成立课余写作组后，他普遍辅导之后，又给我“吃小灶”，具体指导我修改作文。我稍有点进步，他就表扬、鼓励。使我的写作兴趣越来越浓，并大胆试笔投稿了。
　　舒老师读大学时就被划为“右派”，1957年从贵阳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毕师任教，其实是监督改造：学校规定，他进教室上课不准学生喊“起立”，更不准问“老师好！”我们几人见老师进课堂时习惯起立还受批评。有的学生“积极分子”还把一撮灰或一盆水放在教室门头上，待舒老师推门进来上课时，被泼一身污，以此表示他们的“觉悟高、斗争性强”。但舒老师微笑待人、博学多才的人格力量却深深地吸引了一些文学爱好的学生。我们有时悄悄到舒老师的宿舍请教写作问题，这又成了他“拉扰学生”的“罪状”。1958年我们提前毕业前夕，舒老师被送到大方云龙硫磺矿劳动教养。1961年我回母校进修，他又摘帽回校上课，我又得到他的关怀。自1966年他再次被打成“翻天右派”后，就一直没有和舒老师见过面了。后来得知他从毕节师专调回他的故乡云南大理州下关师专任教。我试着给他写封信，他已退休，由下关师专转给他，竟然收到老师的回信。他仍然十分关心我的写作。以后，我在《文学报》上读到一篇舒老师写的文章，再给他写信就没回信了！因无老师的家庭住址，信是请下关师专转交的，可能没有转到，但愿如此了！
　　值教师节前夕，写此拙文遥寄恩师。作为“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他教过的学生太多了，一生授课时数许许多多，未必会想到那节作文评讲课对我的一生起了这样大的作用。但我，作为一个受益匪浅的学生，是永远也不会忘记老师恩情的，这当然包括所有给我以教益的老师们！
　　老师现在大概是85岁左右吧，若有知道舒老师现状的网友，敬请给我留言好吗？若能告诉舒老师：他的学生高致贤在深圳遥念他。我就在此先谢了！
　　2019.5.6于深圳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