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

　　一、相儒以唾沫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住在十分封闭的小山村，十余户人家全姓高。虽然各家各户分别住，但因同宗共祖，思想相通，谁家杀年猪，就要请邻居户主吃一顿肉，户主常带小孩儿一起来打牙祭；谁家有修房建房、婚丧嫁娶等大务小事，大家会主动无偿帮助；谁家遭受天灾人祸，大家也主动救援……。邻里亲如一家人，这除了同一个姓，同住了几代人外，更主要的是：当时人们经济底子太薄，抗御天灾人祸的力量太弱，自立能力太差，只有通过互助来弥补自身之弱势。
　　那时，柴要上山打，米得不时借，水要老远挑，油盐要上集市买，若无邻里相帮，有时连最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无法保障；村里无车无马无医药，谁家有了重、伤病人，必须请邻里抬到外地就医，死了人也得靠邻里抬上山去埋葬，更无能力应付那些意料之外的突发大事故……，交通闭塞、通信不通，即使有亲人在外，也难与之取得联系，更难获得他们的帮助。一切自己不能办的事，都得依靠邻里帮助。倘若一人独病在家，若无邻里帮助，喝水也成问题，故邻里之间也不得不相依为命了！
　　农家尚无市场意识，互相帮助都是无偿的。所以，平时就要处理好邻里关系，自己忍嘴也要招待好邻居，否则就叫“夹抠”或曰“狗气”。这种人家，一旦遇到自已不能克服的困难，邻居不愿帮助就惨了！

　　二、互伴于小溪

　　60年代我到县委机关工作后，七八户人家同住一个小院落。多数来自农村，还保持着纯朴的乡风民俗；大家年龄相差无几，职务悬殊不大，同在县委机关工作，全机关集体劳动、开会、学习的时间多，工作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很熟悉。
　　那时没有电视机，文化生活很枯燥。领导机关不准打麻将，业余大家就相约在一起聊天、下相棋、打卜克。天晴集中在院子里，下雨就到某一家。因为天天见面，谁在不在家，谁家有什么事，大家很快就知道。谁家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也在邻里的眼皮底下，不需去请，大家主动上前。当年县委机关没有车，县委书记下乡也只能到县农业车队去坐货车驾驶室；没有个人电话，县委书记也只能到县委办打；既无出租车，也无打工者，谁用钱雇工就被视为地主、资本家的剥削行为。谁家遇到急事还得邻里帮忙。一次，县委办公室的会计病了，都由机关邻里的同志们轮流背到二里以外的县医院去医治。燃煤自己运，谁家请人运一车煤炭，还得邻里帮助卸。帮助是无偿的，但吃喝就不论了。谁家做点好吃的要敬邻里的老人；谁想吃点什么口味也会问哪家有；农民进城当干部，随时会有乡亲来。谁家突然来了客人饭不够吃了，便到邻里去借。抑或就到邻居去用餐；仍然继承农村一家人的亲友就是邻里的亲友的习俗。邻里不太分彼此，尤其是从农村进城的家属们的邻里关系处得更加融洽。但毕竟是干部了，自力能比农家强得多，不再像农家那样事事都需邻居帮助，尽管有些事情也还需一些帮助，但己过度到小溪，不再相濡以沫了！

　　三、相忘于海洋

　　上世纪末退休旅居深圳，住上了花园小区高楼。仅小区一、二期工程就住了六七千户。比故乡山村的邻居增加了百十倍。邻居虽然多，可却无门子可串了！
　　高楼大厦中，都是楼盘入伙时才住进来的新住户。户主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有来自海外的，互相不认识，语言不通，文化各异，生活习惯大不同，难以沟通；高楼里的邻居，各在不同的单位上班，甚至一家人也在远近不同、性质各弃的单位上班，平时就没有什么往来。而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更使他们无暇坐在一起摆龙门阵。
　　由于交通、通讯之发达，市场经济之发展，遂使各家各户的自力能力增强了许许多多。比如深圳，商品房的业主，几乎都有了小车，限制摩托车之后，至少有辆电单车，运力是这样；通信呢？家家有电话机不说，凡能独立行动的——包括小学生，几乎都有移动通信随身带，交流如同在身边！加之市场经济的发达，食物、用品、出租车，需用什么，一个电话打过去，对方很快上门服务；发生案件打110，突发伤、病打120；大型家具要维修，电告厂商售后服务部；家中用品需要临时性修整，电话打到管理处，修理工及时赶上门：有钱能办许多事……已没有什么必须邻里帮办的了。
　　因此， 一个几十层楼的住宅单元里，100多户人家同乘电梯上下，一道单元大门出入，可谁也不知别人姓甚名谁。同一单元同层楼的几户人家，家电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邻里关系淡漠，致使一些内地农村来享清福的老人，很不适应这种邻里关系，进城不久就拚着要回老家。其实，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体现。是一种 “相忘于江湖”的新型邻里关系，也是邻里关系惊人的一跃！
　　回顾我亲历的三段邻里关系：故乡农家，相依为命，相濡以沫；机关家属院，互帮互助，承前启后，过渡小溪；商品住宅，市场经济，自力自强，相忘于江湖！我们大可不必为某些城市的邻里关系冷漠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