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回到老家过年，在似曾熟悉的街巷胡同中走过，在左邻右舍间的闲逛闲聊中，瞬间就能找到在老家时旧有的腔调，神态举止，乡俗俚语，自然无缝对接，是老家那个河边小村庄的特色。这些方言词汇正像一枚枚春节期间的礼花爆竹，不时散发出乡土气息般的光泽和音响，使我经常徜徉在过年的温馨和喜庆中。

　　鞭炮是孩子们的最爱，在济宁老家，我们管鞭炮叫做“鞭”或者“炮仗”，因为没有卷舌音，所以就把“炮仗”说成“炮臧”。还有“哧愣花”，或许有的地方认为它是那种只喷花却不响的礼花，但我们那儿一般是指那些点燃了却没有响的哑炮。一挂鞭放过以后，小孩子就凑上去，在纸花和硝烟中寻找那些没有响的哑炮。捻信已经没有了，就从中间折过来，露出黑色的黄色的火药末，倒在地上，划一根火柴伸向药末处，“哧愣——”，喷出一股火化，就叫做“哧愣花”。

　　过年气氛的营造是忙年的主要内容，例如门窗上贴满了红色的“门对子”（春联），村庄到处能听到“拔了吭”（唢呐）尖啸的奏鸣。小孩子们换上新衣，口袋里掖着大人们分发的“分各儿”（硬币）。光是打扮就有很多的方言俗语，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聊的最多的就是身上的衣服和头上的饰物。如果一个人打扮入时，比较时髦，那就被嘲弄为“洋兴”，说这话时一般是斜着眼撇着嘴，不拿正眼瞧对方，神色中有不屑，应该还有如烟花般散不开的嫉妒和羡慕；但是如果是一位男士，打扮新潮，头发锃亮，那就会被说成是“光滚”，这个词更多的是指那些在村里比较有能力有脸面的男人，如“你看谁谁谁，混得多光滚。”话音中更多的还是仰慕和赞叹。小孩子们的衣着通常是大人“扎裹”的结果，这个词一般是指父母对儿女的竭尽所能的精心打扮。

　　腊月二十四是洒扫庭院打扫卫生的日子，需要清扫的不仅有“溜地”（屋里的地面），还有“屋当门儿”（屋里正对门的那一块，大年初一的早晨就在那里铺上一张草苫或席子，来拜年的人跪下磕头以免弄脏衣服）、“当院子”（庭院）、“当街”（大街上）。屋里扬起的灰尘叫做“卜土”，用来铲除垃圾的簸萁称为“搓以子”。打扫“当院子”（庭院）是比较复杂、也是历时较长的活儿，不仅要“出圈”，也就是把猪圈清理干净；还要把院子里的“坷了头子”（土块）、“砂了礓”（砂石）、“烟巴子”（烟头）、“玻璃碴子”（玻璃碎片）等都要清扫出去。

　　到了腊月二十五是蒸馍馍的时间，厨房里大人们在忙活，拉动“风显”（风箱），揭开锅帽，厨房里浓烟滚滚，蒸出来的除了馍馍，还有“大节（角）子”（水饺形状的大包子）、豆包、花糕之类。
　　除夕之夜直到次日清晨是过年的高潮，晚上屋里把“憋了气”炉子点得旺旺的，这种“憋了气”不同于以前烧蜂窝煤的炉子，而是专指那些烧炭的炉子，用炭足，密封好，烟囱高，炉火更旺一些，屋里会更暖和些。“大门欠子”（院门的门槛）前要放一根木棍，叫做“挡门棍”，据说可以挡住一些妖魔鬼怪。屋里条几上点燃一炷香，摆放着长果（花生）、“糖疙得”（糖块）。一家人围在一起包“扁食”（水饺），聊得津津有味，笑得前仰后合。

　　大年初一早晨起来就要放一挂炮仗，吃过“扁食”，天还没有亮就得出门拜年，挨家挨户地走，走进去就先在“屋当门儿”跪下磕头拜年，然后再站起来聊天。说着过年的话，正说着，外面又来人了，挤在屋里，主人忙着递烟倒茶（无论是白开水，还是茶水，我们一律说成“茶”），来拜年的人就互相开着玩笑。见有人跪下磕头，就在一旁打趣：
　　“别把‘胳了拜儿’（膝盖）跪疼了。”
　　“把‘胳了绷子’（脖子）抬起来。”

　　真正意义上的春节也就是大年初一早上的那段时间，等吃了扁食、拜过年以后，大家就会聚在一块儿，不无遗憾地感叹，“年就这样过去了？”于是三言两语地说着“延们儿”（昨天）做什么了？“夜们轰杭”（昨天晚上）怎么守的岁？“清起来”（早晨）怎么去拜年？“今们儿”（今天）在干什么？“轰杭”（晚上）要早休息，“赶明儿”（明天）、“过明儿”（后天）、“大过明儿”（大后天）要做些什么？等等。

　　一年中难得有如此清闲的时候，小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早上起得早，又吃了一些扁食，中午饭一般是凑合了，一直到了晚上，大人孩子就会问家里的妇女，“‘揍饭’（做饭）了吗？”于是就去厨房“‘烧汤’（做晚饭）。”我们那里一天三餐离不开汤，无论稀的稠的，但是只要是一说“烧汤”，那就是“做晚饭”；同样，“喝汤”就是“吃晚饭”，至于早饭、午饭，那只能是说“吃饭”。

　　过年期间，听着这些在父老乡亲口中自然流露出的方言词汇，使我一次次沉浸在故土的温馨和惬意之中，不由心生儿时的那种抑制不住的兴奋和喜悦，更能在独特的家乡话里体会一种久违的亲情和感动。

　　或许，方言就像一个符号，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的脑海，只有你离开家乡的时间越久、路程越远，这个符号在你脑海中的印象就会越深、越久，说起来、听起来也就越发得亲切，越发得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