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我和三叔的儿子向子都是属鼠的，各相差一旬。向子出生那年，我刚满12岁，正在村里的小学上五年级。

　　按老家的风俗，男孩出生12天后“吃喜面”，女孩是在9天后。老家的红白喜事都有不同的说法，结婚是“喝喜酒”，生孩子是“吃喜面”，如果是白事儿，那就叫“喝豆腐汤”，也有的叫“搲豆腐汤”，形象生动透着农民使锨动锄的力道。

　　正像是“喝喜酒”要提前去“下书”一样，“吃喜面”也需要提前几天去“报喜”。

　　所谓“报喜”，就是派人去通知亲戚。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通讯和交通工作相对简陋和匮乏的时期，只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特别是到最尊贵的亲戚，也就是新生儿的姥姥家，通常是让本家族中最小一代的长子长孙去最为合适，在本村田姓家族里我是当仁不让的。

　　那天好像是向老师请的假。学校就在村子里，老师也大多是本村的，请假不是难事儿，如果是大人去打个招呼，更是一句话的事儿。

　　虽然向子姥姥家离我们村只是几里地的距离，但是一条土路穿过好几个村子的田地，荒郊野外，崎岖难行。那时候的小孩子虽然在村里村外“野”惯了，但除了跟着大人走亲戚出过“远门儿”，平时也仅是在村子内外和运河两岸“野”，从来没有一个人走这么远的路，到一个几里地外的地方，更何况还得挎着个垸子，里面放着几十枚煮熟的“红鸡蛋”；返回时对方还要“回”鸡蛋。

　　那天是三叔骑自行车带着我去的，他在泥泞不平的土路上扭动身躯蹬车，我坐在后座上，把盛着红鸡蛋的垸子放在双腿上，一路颠簸中唯恐颠破了鸡蛋。老家的说法，女婿是不能亲自去报喜的，所以在走近村子的路边，他停下来，再仔细叮嘱我进了村怎么走才能到达目的地，拐几个弯，走过几排房子。他就在原地等，而且要等到我吃过午饭后带着“回”的鸡蛋走出村子后再一起回家。

　　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我走进村子，走向早已经“听熟悉”的那几间房子，大老远就看到有人站在门前张望。进屋没说几句，我就把三叔在村外等候的事儿都“秃噜”出来了。只见姥爷赶紧出门向外走，不多会儿就把三叔拉进屋里。还一直说“哪有那么多的事儿”“没这么多规矩”。三叔在外当兵几年，刚复原回家，对老家的风俗也是一知半解。但是毕竟没有外人，也就红着脸半推半就地客随主便。

　　那天我是轻松的，虽然来回都要挎着垸子，但坐在自行车后，免了来回的步行之苦，而且还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打了牙祭，更惬意的是那天根本就不用去上课。

　　还是因为是家族里同辈男丁的最长者，除了那次“报喜”经历，家族里的姑姑们出嫁一般也是由我来“抱鸡”，也就是陪着姑姑出嫁到婆家，抱着个大红公鸡，一般是放在送嫁的车子里，到了会由婆家塞给我一个红包，5元、20元不等，其他送嫁的没有，无非得到一包香烟，后来听说也有送钱的，但数额相对较低，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又是一个特别值得炫耀的角色。

　　二奶奶家、还有家北一个奶奶的姑姑出嫁，我都参与送嫁，而且作为“抱鸡”的，要坐在显著位置，走在最前面，拿到一个唯一的大红包。送嫁时的情景或许是因为年龄小的缘故，大多都淡忘了，但是除了送嫁，还要“迎新、送新”，那一次送家北的姑姑，我至今还记得清楚。

　　家北的爷爷同我爷爷不是亲兄弟，但他家就他一个独子，所以送姑姑还得要我去。我们那儿出嫁的姑娘第二天要由娘家人接过来“回门儿”，一天后再送回婆家。送嫁次日怎么去迎的我忘记了，但那天去送我还记得，是和五元哥一起去的，五元哥和姑姑年龄相仿，他俩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我穿裹得厚厚的，坐在五元哥车后。姑姑出嫁的地方很远，据说离镇中心很近，所以早饭后就出门了。是在春节前，天很冷，我一会儿从五元哥车座上跳下来，再蹦到姑姑的车座上，过会儿再倒腾过去，他俩轮流着带我。走了很长时间，路过一个集市，现在想想可能是当时的安居镇大集，姑姑给我买了一个类似糖球的零食，我就在车后呼啸的寒风中，腾出手来往嘴里塞可口的小吃，这或许是至今记忆犹新的最重要原因。

　　今年春节来得早，趁着一个周末提前把父母从老家接到济南。一天傍晚说起老家的事儿，提起“报喜”“送新”，涉及很多风俗习惯和家族的过往，很多已经淡忘或模糊了，但是一经提起，许多细节就像是吹开了灰尘的一张张相片，瞬间清晰起来，而且愈发的温馨、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