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小时候称呼一些事物的名字，现在根本就写不出来，找不到合适的字眼儿，例如“合了社”。我一直怀疑“合了社”应是“合作社”的变音，反正村子里的人都这么叫，就是村里的小卖部。

　　村子里的合了社就有一家，离我家不远，当街一间房子，堆得满满当当的。一架砖和泥混合垒成的柜台一米多高，把房间隔成两个空间，前面靠外墙的地方堆着坛坛罐罐，和柜台之间是一条通道；后面是仅容一人侧身走过的狭长夹道，然后就是木制的货架，紧贴在内墙上，分隔成一个个方格，摆放着日用百货，无非是针头线脑、笔墨纸砚、蜡烛火柴、香烟红糖、花生米、芝麻糖之类。

　　柜台上铺着一张水泥板，三四米长，黑黑的，油油的，滑溜溜的感觉。记得那时柜台上除了有一杆秤之外，就是两排大大小小的坛子，至少有八九个，酱油香醋靠里摆，坛口挥发着酸溜溜、咸乎乎的味道，木塞用布包着，紧紧地扣住坛口，油腻腻的。酒很少有成瓶的，都是散酒，价格不同的，一坛挨着一坛摆在柜台的明眼儿处。每一个坛盖子上都放着个酒溜子，竹子做的，大小不一，有一两一个的，二两一个的，也就是舀一下就是一两、或者二两。当时村里能经常来打酒喝的就那固定的一些人，要么是有了酒瘾馋酒的，要么确实手里有点儿零花钱的，但是这种情况的很少。母亲现在还一直唠叨，“那时候说穷，家家都穷；现在是有的人富了，还有的人仍然还很穷”，所以那时候有闲钱打酒喝的人不多，充其量是酒瘾积压到一定程度了，狠下心来拿出或者借一点儿钱买上一盅，在合了社柜台前就一仰脖子一饮而尽，还赶紧用手紧紧地捂住嘴，以防酒气流出来。香烟也卖，都是比较廉价的，包装不是很精美，甚至有白包的。即使这样，也很少有人能整包地买，而是一次买上几根。我就不止一次去给父亲买烟，一次就几根。

　　我去合了社最多的是打酱油和醋，要么就是去买洋油和洋火，也就是煤油和火柴。家里没有电的时候，洋油和洋火是必不可少的。记忆中那时候带“洋”字的东西很多，但还都是很重要的。家里没钱了，还能用鸡蛋去换，从鸡窝里拿出还热乎乎的鸡蛋，母亲就递到我的手里，让去换盐换酱油。估计母亲等这枚鸡蛋也很心焦了，毕竟家里的盐罐子已经见底了。所以鸡蛋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不可缺少的盐。记不清那年我几岁，在一个夏天的雨后，自己一人在小树林里转悠，玉米秸堆在一起，被雨水泡着，旁边的积水都发黄了。我光着脚踩在发软的玉米秸上，体味那一阵阵的凉爽，忽然眼睛一亮，一枚鸡蛋静静地躺在那里，我捡起来急匆匆地跑回了家。

　　虽说去合了社买东西的时候多，但买零食的时候却微乎其微，不是因为那里的零食少，而是根本就没有钱去买。很多时候只能乘着人家给打酱油的时候，顺着柜台，双手摸着柜台的边缘，脚步慢慢移动，眼睛也会不自觉地盯着货架上的糖块、玉米球，会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搜索一个遍。

　　开合了社的一对夫妻曾经做过我家的隔壁邻居，后来在村里的十字路口盖房，留出一间做合了社，男的外出进货，女的在家操持，平时反而是女的大大咧咧，高个儿，大嗓门，男的闷葫芦一个，只知道里里外外地忙活。随着村里其他合了社或者说超市的陆续开张，老合了社显得有些不跟形势不入流了，货物不多，品色不好，去的人少，生意也就有些稀松，其间有过一段时间兼做饭店，就是谁家来客人了又不想动火，就过来点几个菜，他们负责做好送去，第二天一早再去收回盘子和菜金，但一年多后就歇业了，还是继续开合社，倒也一直维持到现在，但去买东西的人还是越来越少。

　　现在村里的商店多了，五六家，都分布在路旁的显眼处，有的还模仿市里的建成型自选超市，但还有很多人习惯地叫作合了社，虽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叫它商店。我回到老家也会叫它“合了社”，因为在那个场合叫“商店”常会感到别扭。但小时候的那个狭窄、芜杂却有无限吸引力的“合了社”只能存在于记忆河回味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