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我的理解，应该是，凡是历史重墨之处，必然关山要冲，广泽大水；或是道路纤陌，八方通衢。所以，我的家乡，万和镇，注定在历史上是个没有踪迹的一个小黑点：桐柏山脉所隔，南北阻断，就像是像是局部世界的一堵边缘高墙,遮挡了南下的北风，也让徒步北上的难度陡然增大。峰岚叠嶂之间偶然的一条豁隙，雨水汇集，向东向南，最终注入长江。住在它的南麓，小时候经常冥想：翻过这座山，一直翻，会是原始丛林吗。
　　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在农业时代，很难聚集财富，较诸下游的江汉平原，甚至是随州中部的平原地区，这里是贫困地区，是那个时代建立“五七干校”和知青下放的理想之地。
　　发源于桐柏山的水，蜿蜒流过万和镇，汇涢水，成府河，入长江。水上游东岸荒凉的山坡上，一个叫做“殷家畈”的小村落，建了一所简陋的“万和高中”——从她冠名到湮灭，大概也就十几年，此前她是“初中”，此后还是“初中”。

　　算起来，我的老师，万继华先生，在这里执教的时间，应该超过十五年：从大学毕业直到中年初度。
　　先生是那种不苟言笑的人。很多年后我们聊天，他自嘲说：没办法，相恶了，很多青年老师看到我都害怕……。 “不怒自威”，可以很贴切的形容他。我不懂相术，但是在我的人生观察中，总觉得那些外相很威严的人，往往有一个极其善良的内在，是那种值得信赖和尊敬的人。
　　先生出身武汉大学数学系。我不知道他读书的那个年代，还是不是象钱钟书说的：理科生看不起工科生，工科生看不起文科生。但是那时有一种流行的意识是，聪明的大脑应该是从事数学和理论物理的研究的。很多年后史玉柱也说，他进了浙江大学数学系，看了下《数论》，发现应付不了理论数学的学习，下决心走应用数学的路子。我想先生初进武大时，应该是踌躇满志的，至少不会想到，在他毕业之际，一场决定中国众多知识分子的运动，会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随机地抛洒到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
　　先生就这样被命运抛到无名的万和小镇。
　　我们进高中时，随县有三所重点高中，一二三中。优秀的初中生都被选拔去了这些学校，落榜生进了各个镇的高中。然而幸或不幸，其实是一种偶然。万和镇是贫穷地区，万和高中有一批来自各个大学毕业的“臭老九”们，在那里各安其命——那时改革开放才刚刚被定为国策，改革的春风还只吹到了大城市，知识分子的春天，也还没那么快降临万和小镇。
　　先生便是这其中的一员。
　　但是前一年高考已经重新开始，万和高中居然有三名学生被录取大学，在当时那是巨大的荣誉和成就。乃至于我虽然一直无缘见过这三位大学生的本尊，但是他们的的名字却被班主任一再提起，不仅耳熟能详，更是人生的标杆。
　　先生时任教导主任之职，教毕业班的数学。但是一年级新生的数学摸底考试后，便跟先生熟络了。偶尔在校园里见到先生风风火火地行进，相视莞尔一笑，算是行弟子礼仪。连“年轻老师都怕”的先生，在我眼里是和蔼的长者，我不“怕”他，虽然还未直接受业。
　　然而先生真的是“错爱”我了。有件事现在想来都令人惭愧：在我一年级下学期时，五月，毕业班面临高考，突然有一天，他叫我去毕业班听课，那时教室里人满为患，我坐在走道里，听先生讲我还没有接触过的解析几何，昏昏然不知所以——不知道他是希望我体验一下高考前复习的氛围还是真的觉得我可以在那年应试——但终于在几天后还是明白我是块朽木不可能提前雕，让我退回了一年级。
　　到二年级才正式受业先生，我们班上就罕见地有了两位数学老师，可见那时他对我们这个班级的厚爱。

　　先生的声音是那种低缓的，略带沙哑，频率很低，所以讲课很费力气。他讲课像他主持行政工作一般，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似乎他在，一切的数学考试问题都不是问题。他自己设计考题，自己刻钢板——字体娟秀，不事张扬，一如其人。但是所设计的考题往往视角独到，很清晰地把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区分开来，对学生的启发很大，在不知不觉之间，让他的弟子们慢慢成长，尽其所能。对我们那班落榜生，潜心雕琢，以期最大限度地开发我们的数学智力。很多年后，我的同学们通过各种渠道逃离束缚祖辈的薄田荒山，在这个社会上找到更大的立足舞台，先生的心血，应是我们汲取的最浓的营养物。
　　先生其实是很风趣的，言谈举止稳重而不拘泥，一切了然于心。有个同学预考时用了两支钢笔答题，字迹浓淡不一，他的任课老师很担心作废。先生只是淡淡一笑，安慰同学只管后一科的考试，那不是问题。我有次模拟考试，自我感觉极好但实际成绩极差，不服气，找到先生要看试卷。他在办公，头也不抬，答我说，看什么看，老师还不会给你看吗。虽然灰溜溜地离开，但是内心却是非常温暖的感觉。有个同学跟我说了个故事：先生年轻时略胖，晚年因病极度消瘦。某次会议，这位同学与先生同桌就餐，居然认不出先生，但是那有磁性的声音依旧熟悉，正狐疑间，只听先生说道，某同学，我看你还不叫我。
　　高考时候，找先生借手表——1980年，手表还是一般民众的稀罕物，估计先生身上最贵重的财产就是那块手表了，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借给我，考试三天，一直戴着他。一个十五岁、住在集体宿舍的孩子，要是不小心遗失了这件财产，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发榜后，先生很高兴地跟我说，你上了大学录取分数线——然而时运不济，至今也不知道原因，何以没有被录取。先生自然很焦虑，去县城，找教育局，回来说，你因为身体的原因没被录取。后来我想，也许这是先生的一个善意的谎言，事实上一个学生未被录取，原因大概是不会为人所知的——我高中毕业身高1.44米，体重37.5公斤，这也是个合理的解释。
　　所以我的第一学历只是中专。参加工作以后，突然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然而改变的命运的唯一出路，似乎还只有高考——大概自从隋朝创立科举以后，考试，一直是寒门弟子与人竞争最为公平的方式——高中毕业五年后我又去找先生，那时他已调到随县二中任职，很高兴地接待我，并且很高兴地把我介绍给他太太——那是我唯一一次有缘面见师母。鼓励我，并且以一个初等教育专家的身份给我有很多实质性的建议和帮助，第二年有幸通过了高考，跟他的指导也是密不可分的。
　　后来的生活轨迹不再与先生有交集，离开了家乡，为了追寻自己那点可怜的梦想，一步步离开先生，离开生我育我的故乡。

　　我们的家乡是贫瘠的，远谈不上物华天宝，富饶多产。乡民终其一生都是以温饱为目标，所以不曾有文化的传承，鲜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遗迹。有赖于先生和同他一样沦落的那群知识分子，在我们那里生根发芽，播种耕耘；更依赖于国家政策的改良，才有了“文化的肇始”——越来越多的人受教，立业，报效社会。
　　我生来智商平平，无缘鸿儒，但我深切地感受到，先生正是那种育德育人的基层教育家。对学生和颜悦色，循循善诱，心存怜悯。子云有教无类，先生践行之。
　　我与先生没有共过事，不曾更深层次地了解先生的为人处世。毕业之后，也只是回乡省亲偶尔拜见先生，知道他不断被调到更好的学校、在更重要的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我为先生由衷地欣慰。我想这对先生来说，是胜任有余的，也算是上级的慧眼识珠。交流之中，觉得在我们那地方，先生与人为善，不与人计较，不扯是非，不张家李家长短，不臧否人物——貌似很平常的品德，却是超然物外鹤立鸡群。
　　每次与先生交谈，都会有物我两忘、如沐春风的感觉。先生话不多，浅笑轻语之间，总有醍醐灌顶之感。听他介绍一些故人故事，总会有智慧的闪光点。许多年后，回忆起来，都还很新鲜。
　　师生之间，大体说，无论怎样上升都不为过。一如幼苗，如果足够幸运，能够得到丰富的营养，总会发展到它能够发展的极致。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勉为其难。先生不幸，大学毕业本当有鸿途可图时，被发配到穷乡；而我们有幸，偶然间得到了受教的难得机遇，得到先生如动物育雏般的滴血哺食。
　　然而山水阻隔，消息不畅，连先生在哪年哪月仙逝，我都不知道，更没有致祭，悼念。后来只听同学说，先生备享哀荣，很多人自发的去送先生最后一程。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大概也包含了这层意思。然而生而为学生如我者，受师恩惠，毫无反哺，大概是应当被逐出师门的。
　　复旦大学段怀清教授说：“大历史意识，常常遮盖了我们对于本乡本土历史应有的尊重与关注”。确实，在宏大历史叙事面前，我们和先生一样，注定都只是鸿宇间的一粒浮尘，注定会被历史忽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同时也是历史长卷中的一个着墨点，是我们个人记忆历史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阔别万和高中三十八年后，今年四月，我们在万和高中举办了1980届毕业生毕业后的第一次师生聚会。
　　当然，我不会见到先生，以后也不可能了。
　　当然，先生一直在我心中，不会模糊，以后也是。

　　黄 明
　　2018年9月4日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