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去世好多年了，她的形象随时间渐渐远去，远得都有些记不清了，现在能想起来的也只是一个大概，如奶奶一年四季都穿的是黑色的大襟衣服，只是季节的不同而大襟衣服的厚度不同而已。在我的记忆中，奶奶夏天是黑色的大襟单衣，春秋是黑色的大襟夹衣，冬天是黑色的大襟棉衣。除大襟衣服外，还记得奶奶有一双很小很小的脚，脚上绑着很长很长的布，晚上洗漱时要好长的时间才将布解开。小时奶奶洗脚时我们几个总是围在木盆边，看奶奶与我们不一样的脚，奶奶总是说：你们脚大，脚大踩得江山稳。这是我记忆中奶奶最有文采的一句话。
　　如果静下心来细想，奶奶也能慢慢清晰些，如奶奶的牙齿都掉光了，所以嘴瘪；奶奶的头发几乎全都白了，只是在白发中有几缕既不黑也不白的参杂其中。奶奶的脸很黄，没有肉，能看到的只有皮和一块块老年斑，还有额头上皱纹，一条一条的，像干裂的小水沟。奶奶虽然老了，但眼睛很好，还能做针线活，穿针引线都不是问题。奶奶每年最忙的时候，正是冬季的农闲时期，那时农村都兴织布，奶奶织布的手艺特别高，每年这时节奶奶便成为全村的主角，那些嫂子、婶娘、大妈们都要围着奶奶转，这时奶奶特别威风，指挥着全村的妇女，将一根根的线变成一匹匹的布，所以那时我觉得奶奶很了不起。
　　奶奶姓夏，十里八乡的人都叫她夏大妈。我不知道奶奶的名字，我一直也没有听到有人叫奶奶的名字，我只知道在奶奶的工分本上写着夏氏老人，直到她死时，她的灵位上写的都是夏老太君，这就是我知道的奶奶的名字，所以我到现在都只知道奶奶叫奶奶。
　　从我记事时起奶奶一直都下地干活，用自己挣工分来养活自己。也是从我记事时起奶奶就是一个人生活，按理说奶奶应该我们生活一起，因为她只有我父亲一个儿子，她和我们一个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她没有，要一个人过，一直到她不能下地干活时都是一个人。村里好多人都劝她，我也曾听到父母要她和我们一起过，但她不同意。后来我知道了，她说他们（指我父母）孩子多负担重，她不愿意给我父母增加负担。她说能挣点工分就挣点，到动不了的时候再让他们来管。奶奶真的是这样，直到她真的不能动了的时候她才停止挣工分。从奶奶不下地了之后，奶奶就没有真的不行了，不是病了而是老了，老得只能坐在家里，走路都很不方便；后来就只能坐在床上，再后来下床都困难，最后就死在她那张床上。
　　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还是在她要去世的前两年。那时奶奶已有几年不能下床了，我回家过春节，带了些对奶奶来说算是新奇的点心和水果。我到奶奶的房间，看奶奶再也没有了以前精神气，脖子好象已支不起自己的头，倦缩在床上。我走近奶奶，俯身去看她那低得看不见脸的头，我看到的是零乱白发和黑布衣服。我有些不相信这就是我奶奶，曾经声音如钟，做事如风似火的奶奶。
　　奶奶虽然抬不起头，但耳朵还是特别灵，我只叫一声奶奶她就听出来是我。她让我坐在床边，她说我眼睛已经瞎了，什么看不见了，要我过去让我摸摸。我将头伸过去，她用粗糙的手摸摸头，摸摸脸，再摸摸手，一边摸一边说，长得好长得好。说句不该说的话，奶奶的手真有些象鸡瓜子，一点点肉都没有，除了起了绉的皮就是骨头，尖尖的，粗粗的，摸在脸上象砂纸一样磨脸。奶奶非常高兴，我拿出给奶奶准备的礼物，她又高兴又责惫。说现在挣钱少，城里花钱的地方多，以后回来不要买东西了，多回来就好。遗憾我没记住奶奶的话，没想到那是奶奶最后一次与我说话。
　　奶奶多大年纪我不知道，只是听说她大概是民国初年的人，到九十年代初才去世。像奶奶这样一个旧时代的农村老妇女自然不会有多少故事留下来，我知道的是奶奶二十六、七岁就守寡，听说一身生了六个孩子，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我父亲和一个姑姑。
　　自从我记事起，奶奶讲得最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她一生体面的安葬了三个男人，再是她跑反（就是躲避日本兵，我们那里称为“跑反”）的事。关于三个男人，一个是她的老公公，我的太爷；一个是她的丈夫，我的爷爷；再一个就是她的大大儿子，我的大伯。我的太爷和爷爷是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大伯的死我是知道的。大伯是抓壮丁出去之后就没回来，死后尸体都不知道在哪，更不知道死于什么地方，但奶奶还是为自己的大儿子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每当奶奶讲起这件事总是哭个不止，而且是大声地痛哭，尽管已不知道过去了多少年，但眼泪象泉水一样，涌。每当奶奶这样痛哭时，我虽然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知道奶奶很难受，就静静她的眼泪。
　　奶奶说这三个男人主要是说她如何体面地安葬他们，她办事的场面一点也不比别人家差，大碗的肉，大碗的酒，让客人满意，自己也体面。我记得很清楚，奶奶说这事时只要母亲听到，她都要在后面嘀咕，“一辈子就说死人的事”。我认为奶奶有理由拿出来说的，因为一个在男权社会里的孤独女人，一个靠种植水稻为生计的农耕女人，还是一个带着一群孩子的寡母，她以不输给任何完整家庭的形象，出现在邻里面前当然值得称道。
　　再一件事就是她带着几个孩子跑反的事。奶奶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后因不断夭折而只剩下父亲和姑姑。日本侵华时我的家乡是敌占区，日本人常到乡里烧杀抢掠，每次日本人来时全村人都要跑出村外去躲藏。别人家人多，能将值钱的财物和孩子都搬到村后的山里去，但奶奶不行，她虽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孩子多且小，她怎么也不起来。没有办法，她只好将小的装进箩筐里，肩上挑着；手里牵着大的，跟在别人后面拼命地跑，但还是不行。她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就跑到我爷爷的坟前（她说我爷爷坟前长满了又密又高的刺——荆棘，人可以钻进去）去哭，边哭边将孩子赶进荆棘。她说她实在没有办法了，也不知道日本人（她说的是东洋人）会不会看到她们，她只好和孩子躲在刺丛里。她说哭还不能哭出声来，怕日本人听到了；孩子们也吓得哭，她就用手捂着孩子的嘴，但嘴多捂不过来，她就让大的帮着捂。就这样一次次跑反，一次次逃难，好在从来日本人被发现，她说：是你爷爷在天有灵，在地下保佑我们。
　　奶奶非常勤劳，当然也不得不勤劳，因为她不勤劳就会饿死，而且还是一家人都会饿死。我们那里都是水田，种的都是水稻。水田里的活都是男人干的，但奶奶没有男人，那些活全得要她来做，风里雨里水里泥里全是她一个人，我真不明白，也想不出她那样小的脚是怎么在水田里干活的。
　　可能正是因为奶奶什么样的活都能干，所以才炼出她结实的身板。在我的印象中奶奶的声音非常大，可用宏亮来形容，她的脚虽小，但走起路的快而有力。她一生很少生病，也从不不吃药不打针，就这样活了八、九十岁。记得有一次奶奶生了一场大病，大哥要接她到县城去看病，她就是不去，说怕死到外面了；也不打针吃药，怎么劝她不顶用，她说她一生都打针吃药的，要让她打针吃药还不如让她死。家里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问她想吃什么。她说只想喝汔水，大哥就不断的供汽水，没想到喝了几月的汽水，竟将身体喝好了，病奇迹般的没了。这是真实的，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小时曾听母亲说，奶奶年轻时很强势。我想应该是这样的，要不她一个女人怎能在男权社会中生存下来，尤其是我爷爷又没有兄弟姐妹，在那种无依无靠、举目无亲的环境中若再不强势，想活下来都难。
　　奶奶一生没有向我们这些孙子们要过什么东西，更提出过什么要求，在我的记意中她只提过一件事，就是要看火车。奶奶一生也没出过家门，更说不上到外地，她只是听人家说火车很长很大，能坐很多人，所以想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大哥当兵回来以后在县城工作，就要接奶奶去看火车，但奶奶没有去，说等他将工作安静了再去；等大哥结婚时又接她去，也没去，说等大哥有孩子再去；之后奶奶老了，走不动了，大哥说用车子接她去，还是没去；后来，我们几个孙子将一切安排得好好的，但她就是不去，说什么也不去，她说怕死在外面，不能回家了，就这样直到她老人家离开我们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
　　奶奶去世好多年了，我们只要提到她老人家，我就想到奶奶一生没有看过火车。
　　201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