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句·古木阴中系短篷》是南宋僧人志南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记述了作者一次游览的过程，运用拟人手法表现了春风的柔和温暖，表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

名家评价

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引朱熹：“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予深爱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把小船停放拴在岸边的古木树荫下；拄着拐杖走过桥的东边恣意观赏这春光。
杏花时节的蒙蒙细雨，像故意要沾湿我的衣裳似的下个不停；吹拂着脸庞的微风已感觉不到寒意，嫩绿的柳条随风舞动，格外轻飏。

注释

系（xì）：联接。短篷：小船。篷，船帆，船的代称。
杖藜：“藜杖”的倒文。藜，一年生草本植物，茎杆直立，长老了可做拐杖。
杏花雨：清明前后杏花盛开时节的雨。
杨柳风：古人把应花期而来的风，称为花信风。从小寒到谷雨共二十四候，每候应一种花信，总称“二十四花信风”。其中清明节尾期的花信是柳花，或称杨柳风。


赏析

　　这首诗记述了作者一次游览的过程，运用拟人手法表现了春风的柔和温暖，表达出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

　　第一句“古木阴中系短篷”。古木，老树。阴，树荫。系，拴。短篷，有篷的小船。意思说：我在一棵老树荫下拴住小船。它告诉我们，作者是乘船出来春游的。而且这个地方有树有水，是个好去处。古木成荫，又乘带篷的船，暗示了春来天暖，并会有风雨。

　　第二句“杖藜扶我过桥东”。杖藜，藜杖，藜是一种草，茎很坚硬，用它作的拐杖。“杖藜扶我”，实际是“我扶杖藜”。说藜杖扶着我，将杖拟人化，突出了藜杖的作用及我同藜杖间的感情。意思说：我扶着藜杖来到小桥东面。这句写作者下了船，又扶杖步行，表明作者虽然年纪老了，但游兴很浓。其实在乘船途中，他已经在欣赏春天美景了，现在又徒步游赏，可见春天景色的迷人。

　　上两句主要写春游经过，于春游兴致中初步透露出春光的美好，那么春光到底怎样美好呢？作者在后面进行了具体描述。

　　次两句通过自己的感觉来写景物。眼前是杏花盛开，细雨绵绵，杨柳婀娜，微风拂面。诗人不从正面写花草树木，而是把春雨春风与杏花、杨柳结合，展示神态，重点放在“欲湿”、“不寒”二词上。“欲湿”，表现了濛濛细雨似有若无的情景，又暗表细雨滋润了云蒸霞蔚般的杏花，花显得更加娇妍红晕。“不寒”二字，点出季节，说春风扑面，带有丝丝暖意，连缀下面风吹动细长柳条的轻盈多姿场面，越发表现出春的宜人。这样表达，使整个画面色彩缤纷，充满着蓬勃生气。诗人扶杖东行，一路红杏灼灼，绿柳翩翩，细雨沾衣，似湿而不见湿，和风迎面吹来，不觉有一丝儿寒意，这是耐心惬意的春日远足。

　　历来写春的句子，或浑写——“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或细写——“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徐元杰《湖上》），志南这首诗将两者结合起来，既有细微的描写，又有对春天整个的感受，充满喜悦之情。诗写景凝练，意蕴丰富，读来使人如闻似见。尽管在此之前，“杏花雨”、“杨柳风”这样的诗境已广泛为人们所用，但真正成为熟词，不得不归功于志南这两句诗。元代虞集脍炙人口的《风入松》的名句“杏花春雨江南”所描绘的意境，除了受陆游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影响外，或许也曾受此启发。

　　这首诗写春天美景，没有一般地描绘花开鸟鸣，主要写了春天的风雨。春风春雨也本是人们常见的现象，作者却写得有色有味，真切切感人。表现了作者体察的细腻和笔下的功夫。看得出，看似浅显的词句是经过精心锤炼的，因而韵味十足。他重点从感觉入手，写自己春游的喜悦心情，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也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

赏析二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名诗。诗僧志南亦因这首描写二月春景的诗而名留千古。

　　首二句写诗人的行踪，尾二句写诗人眼中的春光。首二句用笔精妙，予人以清凉幽静的美感：斑驳的古木、汩汩的溪水、轻巧的篷船、虬曲的杖藜、古朴的小桥和无事的老僧，构成一幅浑然天成的游春图。一句“杖藜扶我过桥东”，诗意地表现了禅宗所崇尚的物我合一的佳境。尾二句造语疏清，予人以清新悠然的体味：小桥东边，杏花如烟，杨柳如线，细雨如酥，和风如丝。那杏花烟雨，欲沾人衣而不湿，何其令人惬意；那杨柳和风，吹在脸上凉美而不觉寒冷，它们是何等善解人意。这清凉的春意，不正是春天清凉的禅意的昭示么？这迷人的春景，正是诗人眼中迷人的禅境。

　　在诗人眼中，禅就在古木中、溪水里、篷船上、杖藜头，在小桥东边，在老僧心头，在杏花雨中，在杨柳风里，在那沾而欲湿的凉意中，在吹面不寒的清柔里，禅就是春天，就是一切的一切，就是绝句，就是诗！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不说理，也不说禅，却极有禅趣，本诗可谓是自然高妙！▲


南宋诗僧，志南是他的法号，生平不详。志南的生活状态已不考，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没有“中兴四大诗人”以及“二泉先生”诸人的风头那么前。但就这短短的一首诗，就以其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把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宋代诗史。

作者资料：志南：南宋诗僧，志南是他的法号，生平不详。

志南的生活状态已不可考，他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没有“中兴四大诗人”以及“二泉先生”诸人的风头那么健。但就这短短的一首诗，就以其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把自己的名字载入了宋代诗史。

宋人赵与《娱书堂诗话》卷上曾载：“僧志南能诗，朱文公尝跋其卷云：‘南诗清丽有余，格力闲暇，无蔬笋气。如云：“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10][4]予深爱之。’”朱熹激赏其诗，所使用的标准是有无“书生气”，实际上是宋代诗学理论探讨的问题之一。苏轼在《赠诗僧道通诗》中说：“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自注：“谓无酸馅气也。[14]”可能是第一个提出这一命题。他评唐代司空图“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二句说：“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荫满庭，不见一人，惟闻其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5]”(《书司空图诗》)便明确表现了这一倾向。他的对僧诗书生气的反对，也得到了不少诗人的赞同。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说：“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摹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考察书生气的内涵，大约是指感情的枯寂，境界的寒俭之类，这本是与僧家生活和精神紧相联系的一种状态，是一种特定的“林下风流”，似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说：“东坡言僧诗要无书生气，固诗人龟鉴。今时误解，便作世网中语，殊不知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与俗同科，又何足尚！”元好问在《木庵诗集序》中更直截了当地说：“诗僧之诗所以自别于诗人者，正以书生气在耳。”(《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七)的确，如果我们承认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话，那么，对那种最能反映诗僧生活状态的书生气又有什么理由不加以认可呢？苏轼诸人的说法其实是要把一切诗歌创作都纳入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标准中，而抹杀其应有的独特性。这一点，甚至和苏轼本人经常在诗歌理论中所表示的对多样化的追求也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宁可理解为是他的一时之言，因为，从他的一些具体作品来看，也是并不缺少“书生气”的。话又回到志南的这一首诗，朱熹称赞其没有书生气，也是从士大夫的立场说的。这说明志南是诗歌创作上的多面手，不管有无书生气，僧人都能写出好诗。

有才子曰：释志南《绝句》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