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28岁上便做了寡妇。当母亲赶去青岛办了丧事回来后，外祖母也从天津赶来，她见了母亲第一句话便说：“收拾收拾，带了孩子回天津家里去住吧。”
母亲虽然痛哭着扑向外祖母的怀里，却摇着头说：“不，我们就这么过着，只当他还没有回来。”
既然决定带我和弟弟留在北平，母亲仿佛是从一阵狂风中回来，风住了，拍拍身上的尘土。我们的生活，很快在她的节哀之下，恢复了正常。
晚上的灯下，我们并没有因为失去父亲而感到寂寞或空虚。
母亲没有变，碰到弟弟顽皮时，母亲还是那么斜起头，鼓着嘴，装出生气的样子对弟弟说：“要是你爸爸在，一定会打手心的。”跟她以前常说“要是你爸爸回来，一定会打手心”时一模一样。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
三年后的一个春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普普通通，像其他的客人一样。母亲客气地、亲切地招待着他，这是母亲一向的性格，这种性格也是受往日父亲好客所影响的。更何况这位被我们称为“韩叔”的客人，本是父亲大学时代的同学，又是母亲中学时代的学长。有了这两重关系，韩叔跟我们也确实比别的客人更熟悉些。
他是从远方回来的，得悉父亲故去的消息，特地赶来探望我们。
不久，他调职到北平，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
一个夏夜，燥热，我被钻进蚊帐的蚊虫所袭扰，醒来了。这时我听见了什么声音，揉开睡眼，隔着纱帐向外看去，我被那暗黄灯下的两个人影吓愣住了，我屏息着。
我看见母亲在抽泣，弯过手臂来搂着母亲的，是韩叔。母亲在抑制不住的哭声中，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我有孩子，我不愿再……”
“是怕我待孩子不好吗？”是韩叔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母亲停止了哭泣，她从韩叔的臂弯里躲出来：“不，我想过许久了，你还是另外……”这次，母亲的话中没有哭音。
我说不出当时的心情——是恐惧？是厌恶？是忧伤？都有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绪，它使我久久不眠，我在孩提时代，第一次尝到失眠的痛苦。
我轻轻地转身向着墙，在恐惧、厌恶、忧伤的情绪交织下，静听母亲把韩叔送走，回来后脱衣、熄灯、上床、饮泣。最后我也在枕上留下一片潮湿，才不安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看见对面床上的母亲竟意外地迟迟未起，她脸向里对我说：“小荷，妈妈头疼，你从抽屉里拿钱带弟弟去买烧饼吃吧。”
我没有回答，在昨夜的那些复杂的心情上，仿佛又加了一层莫名的愤怒。
我记得那一整天上课我都没有注意听讲，我仔细研究母亲那夜的话，先是觉得很安心，过后又被一阵恐惧包围，我怕的是母亲有被韩叔夺去的危险。我虽知道韩叔是好人，可是仍有一种除了父亲以外，不应当有人闯进我们生活的感觉。
放学回家，我第一眼注意的是母亲的神情，她如往日一样照管我们，这使我的愤怒稍减。我虽未怒形于色，但心情却在不断地转变，忽喜、忽怒，忽忧、忽慰，如一锅滚开的水，冒着无数的水泡。
当日的心情是如此可怜可笑。
母亲和韩叔的事情，好像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这件心事常使我夜半在噩梦中惊醒。在黑暗中，我害怕地颤声喊着：“妈——”听她在深睡中梦呓般地答应，才放心了。
其实，一切都是多虑的。我从母亲的行动、言语、神色中去搜寻可怕的证据，却从没有发现。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母亲是如此宁静。
一直到两个月以后，韩叔离开北平，他被调回上海去了。再过半年，传来一个喜讯——韩叔要结婚了。母亲把那张粉红色的喜帖拿给我看，并且问我：“小荷，咱们送什么礼物给韩叔呢？”
这时，一颗久被箍紧的心一下子松弛了，愉快和许久以来不原谅母亲的歉疚，两种突发的感觉糅在一起。我跑回房里，先抹去流下的泪水，然后拉开抽屉，拿出母亲给我们储蓄的银行存折，怀着复杂的感情，送到母亲的面前。
母亲对于我的举动莫名其妙，她接过存折，用怀疑的眼光看我。我快乐地说：“妈，把存折上的钱全部取出来给韩叔买礼物吧。”
“傻孩子。”母亲也大笑，她用柔软的手捏捏我的嘴巴。她不会了解她的女儿啊。
这是15年前的往事了，从那以后，我们宁静地度过了许多年。
间或我们也听到一些关于韩叔的消息，我留神母亲的情态，她安详极了。
母亲的老朋友们都羡慕她有一对好儿女，唯有我自己知道，我们能够在完整无缺的母爱中成长，是靠了母亲曾经牺牲过一些什么才得到的。
林海音，女，台湾苗栗县人，著名作家。林海音1918年出生于日本大阪，1923年随着父母迁居北京，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在古城北京度过，1948年三十岁时回到台湾，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林海音在台湾主持《联合报》副刊10年，她所创立的纯文学出版社堪称中国第一个文学专业出版社，曾出版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书。林海音的代表作品有《晓云》、《城南旧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