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叫《悉达多》，另一个名字叫《流浪者之歌》，作者是德国文学家赫尔曼‧黑塞。悉达多是佛陀的名字，但这本书讲的不是佛陀的故事，它讲一个婆罗门的年轻人，养尊处优，长大后他出家了，学了所有的法门，但他觉得学这么多法门没有用。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师父，回到城市里。
在城市，他学了做生意，做得很成功，又遇到了一个城里最红最美的妓女。但他还是不满足，觉得这些事情都是错的，于是离开自己美丽的家，来到河边，河上有一个舟子，你跟他说什么，他都笑一笑不说话。在河边，他听到河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对他说话，高兴的、悲伤的，人世的百态都在说话。于是，他决定要做一个划船的人，做舟子的助手。后来，很多人都来找他们，来看他们的微笑、他们的缄默。
1994年，我带着这本书去了印度，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菩提迦耶。当时我在新加坡演出，看到报纸上有一则广告，上面写着「印度，它是圣土」。然后，我就抵死要去了。
刚去印度，是一个很恐怖的经验，和以前的旅行完全不一样。因为所有的生老病死都在街上发生，印度的古迹非常漂亮，但街上有很多乞丐，很多穷人。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办，面对这么多伸出手的人，每一天都是很大的煎熬。这是对你良心很大的挑战，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是人道主义者，有悲悯的心，但问题来了，你要给多少钱，要给多少人。我每天在那种状况下，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有一天，我在火车站，突然跑来一个小孩，五六岁，脏脏的，还拖着一个两三岁不太会走路的小孩，他一直扯着我的裤子喊擦鞋。我穿着运动鞋，根本不用擦，但也没办法，只好说好，他就蹲下来给我擦鞋。我很不舒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擦完后，他只要很少的钱，我给了他10块钱，告诉他不用找了。当时，那个小孩抬起头，看着我，像太阳一样笑起来，一直跟我说谢谢。我看着他拖着弟弟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对我笑，然后，就站在火车站哭了起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放。
印度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印度人几乎跟所有的动物生活在一起，他们和自然完全和平共处。有时场景非常神奇，比如你会在夕阳下的贫民窟，看到孔雀路过，然后就在街上开屏了；你在火车站，就看到牛跑到了站台上。看到这些，会觉得很感动。
在印度，火车如果晚点6小时，那是正常情况，晚点13小时才算晚了。不过，印度的火车比起印度的飞机，算是太准时了。刚去印度的时候，我会很生气，老是去催去问，火车到底什么时候才来，每个人告诉你的都不一样。但去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安稳下来。从那天开始，我觉得印度的火车一定会来，飞机也一定会来，我们干吗这么急呢？人生可以不必那么急。所以，我在印度的站台上读了很多很多书。
这是印度教我的第一件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繁忙的时代，总是塞车，总是一天到晚急得不得了，我们要效率、要利润。但其实我们不用那么急。
坐着火车，我去了一个城市，叫瓦拉那西，那里是印度教的圣地，在恒河边，很多孤苦无依的人都要去那里，爬都要爬着去，因此，那里每天都有很多人，乞丐和生病的人最多。每天都可以看到，人们在河边把尸体火化了，将骨灰撒到河里，而过了两百米，又有很多人在河里洗澡，喝河水，因为是圣水。
在河边，我看到这一切吓坏了，水是黑色的，很脏。河上有船，信徒们将花朵和蜡烛撒在河里，花朵、蜡烛都在水上漂着，漂着漂着就漂来一具烧了一半的尸体。当时，太阳非常大，我站在河边，过了很久，感到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感动，眼前的恒河就像妈妈一样，养生送死，生死是这样自然，通通在一起。这一切是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里看不到的。我们的文化逃避了死亡，掩饰了死亡，生病和死亡我们是藏起来的，等到真的死了，我们又会把它美化。
我特别感动，感到它几乎改变了我的一辈子。人本来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枯有荣，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然后人走了，回到水里。
离开菩提迦耶之后，我想我的人生改变了。第一个收获是不着急，第二个收获是没有什么叫作成败。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舞蹈分享给更多人，尽我最大的力气去分享。在人类历史上，实现财富的均分是很难的，但我想，至少精神的均分应该可以吧。所以，我回家之后，像做梦一样，就编了《流浪者之歌》这支舞蹈中很安静的一部分。
林怀民，享誉国际的台湾编舞家。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14岁开始发表小说，22岁出版《蝉》，是60、70年代台北文坛令人瞩目的作家。林怀民大学就读于政治大学新闻系。留美期间，一面攻读学位，一面研习现代舞。1972年，自美国爱荷华大学英文系小说创作班毕业，获艺术硕士学位。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带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云门在台湾演遍城乡，屡屡造成轰动，并经常出国作职业性演出，获得佳评无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