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开国时，朱元璋最先封了六位功劳最大的公爵。其中排第一的是韩国公李善长。谁也没想到，洪武二十三年，77岁高龄的李善长走到人生尽头时，朱元璋竟下令将他全家70多口人满门抄斩！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李善长是濠州定远人。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离开郭子兴，带着徐达等24个猛将南下定远，开始自己打天下。此时，李善长就成了最早跟随朱元璋的读书人。后来几年，朱元璋虽然又网罗了朱升、宋濂、刘伯温、叶琛、章溢等人才，这些人可能比李善长还有本事。但在朱元璋心里，最早跟他的、“少读书有志气”的李善长，地位一直是最高的。这是李善长能在开国六公爵中排名第一的关键原因。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李善长竟然排在了战功赫赫的徐达前面，成了六公爵之首！朱元璋对此解释是：“善长虽然没有亲临战阵的功劳（汗马劳），但他跟随我最久，保障大军的粮草供应（给军食），功劳非常大！”在封赏诏书里，朱元璋更是把李善长比作汉代的萧何，说了满篇的赞美话。平心而论，这评价挺实在的。李善长不像徐达那样真刀真枪冲锋陷阵，也不像刘伯温那样足智多谋出谋划策。但他能管好后勤、安抚百姓、推荐人才、制定规章制度，为大后方的稳定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

朱元璋把李善长放在公爵之首，除了表彰功劳，其实还有深层用意。因为除了李善长，其他五位公爵——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袭爵）、李文忠、冯胜、邓愈，全是打仗出身的将领。朱元璋这是在昭告天下：打江山靠武将，坐江山得靠文臣了！他要用文臣之首李善长，来压住那些功劳太大、容易威胁到皇帝的武将们。

朱元璋这招驾驭群臣的手段相当高明。就这样，李善长成了大明开国的首席元勋。不仅如此，朱元璋还调整了丞相职务：让李善长升任百官之首的左丞相，徐达则调任右丞相。

很多喜欢历史的朋友总爱拿李善长和刘伯温比高低。单论军事才能，刘伯温确实比李善长强。但要论处理政事，李善长远超刘伯温。明朝开国后，几乎所有重要制度——官制、礼仪、法律、封赏规矩，都是李善长一手制定落实的，充分证明了他管理国家事务的超强能力。

李善长政治才能高，表面待人宽和，但内心其实很刻薄，得罪他的人都没好下场。有次刘伯温跟他争论法令对错，李善长急了出口责骂，竟把刘伯温吓得惶恐不安，甚至想辞职回乡养老。可见，李善长功劳或许堪比萧何，但人品修养差得远。他性格中的阴暗面，最终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洪武十三年，震动朝野的“胡惟庸案”爆发，被牵连处死的多达三万人。胡惟庸也是濠州定远人，是李善长的同乡。当初正是李善长向朱元璋举荐了胡惟庸，后来两人还成了亲家（结为姻亲）。

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念李善长劳苦功高，不仅没牵连他，反而把已经退休回老家的李善长请回京城，让他主管都察院（御史台事务）。直到事发五年后的洪武十八年，又有人告发：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父子也跟胡惟庸案有关。朱元璋依旧看在李善长面子上，没杀李存义父子，只是将他们流放到崇明岛。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善长事后竟没有去向皇帝谢恩！

这种无声的对抗，让朱元璋心里开始对李善长不满。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已是77岁，老态龙钟。偏偏这时，朱元璋下令流放一批犯人，李善长却突然多次上书，请求特赦其中一个叫丁斌的犯人。这反常举动立刻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个丁斌身上一定有事。朱元璋立刻派人严审丁斌。

丁斌扛不住拷问，招出了一个惊天秘密：胡惟庸谋反前，曾派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去劝说李善长加入！不过李善长当时拒绝了。胡惟庸不死心，又派杨文裕去游说，许诺成功后封给李善长淮西之地为王。李善长还是没同意。最后胡惟庸亲自出马劝说。这次，李善长态度模糊了，只说：“我老了，等我死了以后，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好自为之）。”

看到丁斌的供词，朱元璋勃然大怒！原来胡惟庸要造反这么重大的事，李善长从一开始就知道！但是他知情不报，这就是对皇帝不忠！知情不报，无疑踩到了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红线。李善长的结局也就无法挽回了。

很快，朱元璋就以“图谋造反（谋逆）”的大罪，将77岁的李善长和其妻女、子侄等70多口人全部处死。这位大明开国首席元勋、位居六公爵之首的韩国公李善长，最终没能安享晚年，倒在了自身性格缺陷和朱元璋的猜忌疑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