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8年，21岁的爷爷从山东东山府闯关东来到东北。
爷爷1994年去世，“东山府”到底是什么地方，我已经无法从他口中得到答案。孟子说过：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如果爷爷和孟子所说的“东山”是同一处的话，我爷爷的老家应该是如今山东的平邑。
包括后来给说媒的人介绍起我爷爷，都说他来自孔孟之乡，比本地人仁厚、儒雅。这是因为说媒的人读过一些书的。
30年代的女人应该更指望男人身体结实、没病没灾，至于什么仁厚儒雅，那是穷酸文人的无病呻吟、矫情造作。
并且我爷爷也没有媒人口中说的儒雅。
爷爷家中四个孩子，我爷爷老幺，他上面有三个哥哥。从小便吃不饱饭的孩子们骨瘦如柴，我爷爷也一直将这种身材带到棺材里。
我的太爷爷太奶奶死得早，大爷爷比其他的几个弟弟大不了几岁，从小把他们养着。1920年前后，几个爷爷的生存方式已经无从求证了。我爷爷喝醉了酒，会跟我们说一说他们当年的故事，大爷爷个子最小最瘦，跟着几位年长些的男人到邻村偷粮食，被人发现了抄起镰刀追出来。
大爷爷抱着一小包粮食跑得最快，把同伴们远远落在后面。跌倒了，手也抱着粮食不松开，脸磕到土坷垃上蹭破一片皮，爬起来接着跑。后来男人们说大爷爷鬼头，不讲义气，下次便不再带他去偷。
我爷爷大概就是用大爷爷偷来的粮食喂大的，并且长成了将近1米8的大个子。
可能是因为常年吃偷来的饭吧，几位爷爷身上都有一股悍匪气。如果用这种生存方式来定义人格品性的话，那也许他们都谈不上仁厚，更别谈什么儒雅了。
在邻村家家户户敞开门也偷不出粮食的时候，我这几位爷爷也开始另起谋生的心思了。
最早闯关东的是我三爷爷。二爷爷在爬上一棵枣树去偷枣子的时候被人用镰刀扎在脑袋上，死了。
三爷爷走了以后，我爷爷也自此再没见过他。后来我爷爷到了迟暮之年，想到三爷爷，他总在口中念叨：还不如像老二一样死了，总叫人想着。
说完立刻在地上吐了口唾沫，使劲用脚蹭蹭。
1928年的时候，我爷爷也去闯关东了。
那年我大爷爷二十几岁，已经驼了背。他像一个年迈的父亲一样拄着一根树枝做的拐杖把爷爷送到村口。他在我爷爷的肩担上装了几把小米，我爷爷身着崭新的衣服，是大爷爷从几里外有些阔绰的人家刚下葬的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我大爷爷不肯像三爷爷和爷爷一样离开家乡。
我爷爷说：人挪活，树挪死。
我大爷爷说：人走了，就成了没根的东西。
他想守住我太爷爷太奶奶在东山上的坟。
我爷爷一步三回头，大爷爷拄着拐杖跟在我爷爷后面走了几里地。几十米的间距离，两个二十几岁瘦骨嶙峋的大男孩一前一后，泪流满面地一路向北走。
后来我大爷爷走不动了。他看着斜阳将我爷爷的身影拉得很长，一副瘦弱的身子仿佛一阵轻风过后就会散架。
大爷爷半蹲在地上，双手拄着拐杖用尽全身的力气在后面喊：活着！老四，活着！
二
我奶奶是满族人，个子不足1米6，但年轻时貌美风韵、家境殷实，保媒拉纤的人堂屋门口排到大门口。
据说我奶奶只叫人进大门，在房门上挂起一道青灰色的纱帘。提亲的人手里提着鸡鱼，我奶奶在帘子后面的炕上端坐着，只一眼，就眉头轻锁，让人把他们请出去。
后来有个颇有文化的说媒人，说有个从孔孟之乡来的大汉，样子长得好看，文化人的味道很浓郁，待人宽厚，个子很高。媒人个子不高，裹了小脚，抻着胳臂踮着脚，比量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说：他有这么高。
媒人说的人，就是我爷爷。
1942年的时候我奶奶21岁，而这一年我爷爷已经35岁了。21岁离开大爷爷北上闯关东，我爷爷一路打工来到东北。给人种过地、杀过猪，在铁路上擦过火车头、往火车头里扬过煤。遇见我奶奶的时候，距他阔别大爷爷已经有14个年头。
媒人带着我奶奶到地头找我爷爷。
我爷爷光着膀子，穿一条青蓝长裤，在烈日的勾勒下，肩部的肌肉棱角分明，帅气的眉宇透着一股倔强。
我奶奶当着媒人的面，一下脸就红了。
我爷爷看见两个个头矮小的女人由田垄上走过来了，他擦了把汗，用力一戳，铁锨便立到了土地上。
媒人费了好大劲踮着脚跟我爷爷耳语几句。
我爷爷半晌没出声，焦阳把他的额头照得油光锃亮。我奶奶逆着光，屏着气息，等着我爷爷说点什么。
不知道等了多久，我爷爷冷着一张脸，只问了我奶奶一句话：会生儿子吗？
我奶奶像接到了一件神圣的任务，立刻回答：会！
没过几天我奶奶就卷着细软跟我爷爷去过日子了。我太奶奶闹了几天，阻拦了几天，说：金窝银窝你不去，偏往狗窝里爬。我奶奶不哭也不闹，不吃不喝，坐在炕头上绣花。太奶奶见劝不动了，只好套了马车把我奶奶送到我爷爷家去了。
跟了我爷爷以后，我奶奶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虽然说不上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但在娘家的日子也是没吃过苦头的。
我爷爷一辈子勤劳、要强，跟着他的女人也要同样能干。别人家两天才能锄完的地，我爷爷带着奶奶一天就要干完，干不完就不吃饭。
而我奶奶除了每日要和爷爷共同劳作之外，还要另外做烧饭、铺被、洗衣服一系列家务活儿。
我爷爷好杯中之物。
时至薄暮，爷爷和奶奶一前一后扛着锄头，一长一短两个身影在余晖里小步迭代。每经过卖酒的铺子，我奶奶会小跑两步把锄头塞到我爷爷手里，用娘家给的体己钱打上一壶酒。
虽然她已经十分辛苦劳累了，但她仍愿意在晚上烫热了这壶酒，炒上一碟菜，给眼前这位走了13年才走到她身边的男人烧一锅热水擦把脸。
因为入夜的时候，我爷爷在酒桌上微熏，才愿意露出好脸色来对着我奶奶笑，讲一些关于他在故乡的大哥、死在枣树下的二哥和杳无音信的三哥的事情，才会讲一些关于我奶奶不知道的关于我爷爷的故事。
直到我爷爷打着响酣入睡，我奶奶才打盆水来擦拭因辛苦劳作一天而流满汗水落满尘土的身体。
我奶奶擦了一遍又一遍，热水用光了，已经丝毫没有力气去再烧一锅。她推开门，把最后一盆脏水泼出去，外面的月亮已经升得老高。
还差一个边边，就变圆了。
三
我奶奶是我爷爷的第二任老婆。
第一任老婆没给他生下一男半女，我奶奶倒是将他下达的那项神圣任务完成得很好，一共生了7个孩子，1女6男。我爸排行老5。
在我奶奶心中，许是一辈子也没能让这个长相好看、善良能干的男人爱上自己。尽管自己用了毕生的力气去顺从他、讨好他、爱护他，但是终究没能真正走进他的心里去。
我爷爷大概还是最爱他第一个老婆的。
据说她是一个有些口吃的女人，个子很高，有些丰满，笑起来有酒窝。我爷爷闯关东的路上给人做长工，她是东家的女儿。
爷爷勤快忠厚，从不偷奸耍滑，小时候跟人学来的山东评书加些东北腔调张口就来。所以我爷爷颇受东家的喜欢。
不光东家喜欢我爷爷，东家的女儿也喜欢我爷爷。她最喜欢听我爷爷夹杂着山东话和东北话的评书，瘦弱的身板，永远比别人白出一截的皮肤，怎么看也像有文化的人落了难。
东家喜欢我爷爷，却不能容忍女儿跟一个穷苦长工。后来我爷爷就趁夜带着她私奔了，一路北上来到我奶奶家乡，一呆就是一辈子。
女人没过过苦日子，也没法过苦日子。
我爷爷为了不让她遭罪，像长工伺候东家一样伺候她。工由他来出，饭由他来烧，甚至女人月信染了污血的布也由他来洗。
为了哄女人开心，傍晚下了工，爷爷借来长袍打着竹板给她唱着山东评书。每当这时候，邻里们为了听爷爷的快板，快扒几口吃食，早早结束了晚餐，各自拎着一张小板坐在爷爷家的房屋外面听。
夜深了，快板的声音停了。我爷爷打开门，叫乡亲们该回家了。
日子不苦，苦的只是我爷爷。
我爷爷的苦远近闻名，放到现在，大概人们要将这样好的男人供起来，奉为好男人的典范。但在我爷爷生活的时代，这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爷爷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有人专挑我奶奶月信的时候来观赏我爷爷洗布的情景。我爷爷虽然忠厚，但在小时候为了抢粮食跟人打架的时候就养成了暴躁的脾性。爷爷十分能打，一个能打三个。一拳打一个，一脚踹一个，看见一个跑了，拔起腿就去追。
后来，我爷爷的第一任老婆，那个女人还是走了。她跟爷爷说，虽说没有像别家的女人那样饿肚子、没白没夜地做活，但是她吃的是粗茶淡饭，出门没有轿撵、没驴子。最令她伤心的是，已经有一年都没有扯块新布做衣裳了。
1940年的冬天，她给家里捎了一封信，不到半月东家就让人抬着轿子来接她了。
东北的冬天，天寒地裂。爷爷家的院子里满是白雪，从女人往家里寄信的那天起，他就不再打扫院子里的雪了。
我爷爷的第一任老婆像当年爷爷闯关东一样，三步一回头，被东家一把塞到轿子里。她掀开轿帘，泪水有如波涛。我爷爷立在院子里，半晌就被冻透了，但还是把薄薄的褂子从身上扒下来，塞到轿子里给女人披上。
她跟爷爷说：找个能给你生儿子的。
我爷爷狠狠抓住轿子，几个男人费好大力气才把我爷爷拉开，按在雪地里打一顿。女人在轿子里嚎啕大哭，后来哭声变得隐隐绰绰，直到声音消失在天与地的尽头。只留下两排脚印，在雪地里静静地躺着。
直到1994年，我爷爷临死前，一直都在托人打探她的消息。而她也像我三爷爷一样，从此再无音讯。
四
1943年的时候，我大伯出生了。那时的奶奶已经成了村里最能干的女人——扛着一把锄头，身板溜直，走路比男人都快，耙的地比男人都干净利落。她背着我大伯煮饭、洗衣、下地干活。每天最令她心情愉悦的工作就是给我爷爷打酒。酒量一定要掌握好，多了伤身，少了不足以让我爷爷释放出温柔体恤的一面。
我奶奶一辈子也没见我爷爷笑过几次，偶尔醉酒迷离之际，我爷爷酣笑傻笑，嘴中碎念着评书，只是快板再也没在他手中出现过。
我爷爷脾气大众人皆知。他曾经踢断过村里最魁梧的人的肋骨，那人躺在炕上一个月都没爬起来。
但我爷爷的善心也传到四面八方。只要有人开口求到他，他绝对不拒绝。邻居有个叫李二的外来户，死了老婆。给儿子娶媳妇的时候盖不起房子，急得坐在大门口哭。那个年代姑娘很好嫁，只要身体没毛病能生儿子，就有人来娶。但是男人需要有附加条件，比如有房遮雨，有地维生。
我爷爷叫了几个人抬着自己家的用来修缮的砖瓦就去了，几天就给李二的儿子盖出一间婚房。李二的儿子，就是因为嘲笑我爷爷洗月信布被踹断肋骨的人。
我爷爷帮李二家盖完房子回来，我奶奶已经背着我大伯爬到了房顶上。她从娘家找了一些被替换下的能用的破瓦，一片一片换下那些更破的。
后来我奶奶先后生下了我姑姑、二伯、三伯、四伯。
1958年我爷爷年逾50，我爸出生了，足足比我大伯小了15岁。待我爸记事时，我大伯已经早就背着行囊当兵去了。
但那是后话了。
我爸三岁的时候，到了1961年春天，我爷爷做梦也没想到，我大爷爷背着太爷爷太奶奶的牌位来投奔他了。
刚开春的时候东北才有些解冻，我大爷爷只穿了件单薄破旧的褂子。褂子脏得浑浊看不清颜色，从衣角破到胸口，从远处看，像身上披了一张麻袋。
那时候的大爷爷已经头发花白，身上瘦成了一把骨头。从东山府过来，大爷爷再没有了当年偷粮食时的英勇，拄着拐杖、踉跄着一路讨饭来到我爷爷家。两个牌位用一个破布袋子装着，挂在他脖子上，好像要把他压散架了。
那几年全国闹饥荒，我爷爷家孩子多，吃食已经严重不足了。路边的野草都被人蓐光了，我奶奶怕被生产队的人撞见给我爷爷丢脸，每天走几里路去城里找吃的。她时常蹲在饭店门口，蹲半天才能等到穿制服的人出来，扔一些土豆叶子、白菜梆子。我奶奶就在众多蹲在饭店门口的人当中跳起来，抢走这些东西。
我奶奶严格控制自己和孩子们的吃食，把粮食都留给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爷爷，还有皮包骨头的大爷爷。
即使这样，我大爷爷在我爷爷家的炕上躺了半年之后，还是被饿死了。
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跟他四弟弟的孩子们多分一口吃食。也许不是被饿死的，是被日积月累的伤寒折磨死的。一路从山东走过来，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一件单薄的褂子。我爷爷闯关东的时候，大爷爷从死人身上扒下了衣服给他穿上。只是到了他自己去闯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扒一件了。
我爷爷用一张席子把大爷爷卷起来，我奶奶扛着两把锄头大步跟在我爷爷身后，到山上把大爷爷埋了。
五
大爷爷死了以后，据说城里人的生活变得好起来，开始发一些猪肉。我奶奶便带着我大伯二伯去山上打些柴，背去城里换肉，更要换酒。
换了酒回来，我奶奶来不及掸去身上的灰尘，就赶紧去厨房给孩子们炒一盘肉，给我爷爷烫一壶酒。
不知道是不是应了媒人的话，那时候我爷爷竟然变得有些儒雅了，在饭桌上会给孩子们讲一些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的道道。我奶奶已经是四十几岁的女人了，她盘起腿，坐在炕檐上看着我爷爷讲，看着孩子们听，自己捂着嘴笑，笑着笑着脸就红了。
一如1942年，21岁的我奶奶见到了35岁肩胛结实的我爷爷。
或许是因为几个慢慢长起来的孩子，一个比一个英俊潇洒能干活，按个头儿列着队往门口一站，家里的精气神“蹭”的一下升了好高，我爷爷的脾气也变好了很多。
就在我奶奶以为一切都在慢慢变好的时候，一件祸事毁了她的小半辈子自以为是的幸福。
在我爷爷早年打趴下的人中，有个叫六子的。据说也是当年众多在我奶奶家门前提亲的男人之一。后来跑到外面去谋生活，在外面得了些财，不耕田不卖力也够活几年的，就回到家里作威作福。
1964年，六子把最后一笔钱败光决定重新到外面浪荡之前，集结了几个和他同样好吃懒做的，在我爷爷家狠狠作了一回孽。
几个人趁我爷爷不在家，把我太爷爷太奶奶的牌位摔到地上，上了香的香炉和供品散落一地。家里的橱子柜子都被翻了一遍，被子被拎起来扔到地上。所有的锅碗瓢盆被摔碎，所有的吃食被扔在地上踩烂。
六子他们败坏完我爷爷家跑了以后，我坚强了半辈子的奶奶号啕大哭，不为家中一片狼藉，不为我爷爷也许半个月也喝不上一口酒，而是她在散落一地的家什里发现了一些信。信是在外面谋生的李二的儿子，托人捎回来的。大概是关于始终没能打听到我爷爷第一任老婆的内容。
有十几封信，每一封的内容都一样。那个女人被轿子抬走了以后，我爷爷每年都在托人打听她的消息。
信中李二的儿子唤我爷爷四叔。
他在每封信中几乎说同一句话：四叔，四婶子的消息至今没打听到。
我爷爷跟我奶奶在一起过了二十几年，对着我奶奶冰冷了二十几年。即使奶奶给我爷爷生了7个好儿女，他们一个比一个高大威猛、本事能干，但是在他心中仍然固执地认为那个女人才是自己的老婆，才是别人的四婶子。
我奶奶哭完以后，打了包袱回娘家去了。一个四十几岁、生过7个儿女的中年妇女，红肿着眼睛回了娘家。那时候我太爷爷太奶奶已经去世了，我奶奶即使是回娘家，也只是从一个令她感觉空落落的住所回到了另外一个空落落的住所。
过了半月，我爷爷仍然没去找我奶奶，我大伯二伯领着弟弟妹妹们去把我奶奶接回家。回家以后，我奶奶不再是以前爱说爱笑、每天都准时去打酒的女人。
我爷爷给了一个女人一辈子的爱，刹也刹不住的爱，也伤了一个女人的心，再也没办法让它重新暖和起来。
我奶奶后半生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
女人一旦失去了对爱情的信仰和期望，就仿佛少了一半的灵魂。她每天都做着机械的工作，上工下工、洗衣做饭。半辈子爱美的女人，饥荒的时候也要每天洗脸梳头，在她四十几岁的时候剪去了一头长发，由得它们变成什么模样，都好。
我爸说，他记事以后就没怎么见我奶奶笑过。记忆中，我奶奶背着他，牵着四伯去给爷爷打酒，酒从酒吊子里倒入酒壶，酒水连绵成一道窄窄的瀑布，那声音真悦耳动听。
六
我爷爷活了87岁，1994年去世。这一年我8岁。
我对爷爷没有太深的印象，只记得他十分高，站起来比我奶奶高了两头。两个老人站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没有话，一个人把话说给了别人，一个人把话吞到了肚子里。
对于我奶奶而言，大概我爷爷算不上好男人，只当是一个薄情寡义，却颇有责任感的家庭支柱和父亲而已。
我爷爷死的那一天，爷爷家的院子里挤满了人，他的几个孩子有的都已经儿孙满堂，受过他恩惠的人排队排到了大街上。邻居李二的儿子帮我爷爷寻了一辈子女人，临走前把找人的任务托付给自己的儿子。也算是报了当年的盖房娶妻的恩情了。
我奶奶始终不肯穿丧服。
灵堂摆到院子里，我几位伯伯请了吹唢呐的人奏哀乐。唢呐一响，所有人都痛哭着往灵堂前挤。我51岁的大伯披麻戴孝跪在最前面，抱着牌位不肯起身。
殡仪馆的车等在外面，我爷爷被几个人抬着出了家门。一直坐在炕上的奶奶发疯了一样冲出人群，她的哭喊声像波浪一样拍到人们脸上。
她如枯柴一样的身子顿时有了力量，厮打着搀扶她的人。她把30年来没使过的力气都用到一句话上：怎么就死了呢！
怎么就死了呢？爱还没爱够，恨也没恨够。
我爷爷死后，我奶奶在四伯家住了几年，晚年一直生活在我家里。很少见她笑，很少见她提自己的其他儿子和女儿，不见她提过爷爷。偶尔重大节日的时候，会喝一小盅酒，喝到面颊绯红，闭上眼睛笑了一阵子，我爸说她是陷入往事里去了。
2008年，我奶奶去世。她和爷爷一样，都活了87岁。在这以前，医生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不知道是不是奶奶含着一口气，要等到87岁才肯离开。不知道是不是奶奶，以为只要和爷爷活了同样的岁数，就能走得更近一点。
后来我爸跟我说过，也许我爷爷是爱我奶奶的。
有一年迎春花开满了山头，我爷爷去山上摘了一束。他把他的快板和花藏到院子的缸里，晚饭的时候要为家里人说上一段夹杂了东北方言的山东评书。
只是那一天被奶奶发现他从前的心事以后，便永远失了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