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无疑是古典文学中一种影响深远的体裁。

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着《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前四字指的是赋的形式，后四字指的是赋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载：“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赋是一种不同于诗词，也不同于文的文体，介于二者间。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大师》）。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写作表现手法。在战国时期，“赋”还只是古诗的一种表现手法。“赋”与“比、兴”的比喻象征、托物起兴不同，“赋”是“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一种直白的表现手法。但有学者以为赋原来也是一种诗体，如章太炎先生在其《国学演讲录·经学略说》中提出：“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不论赋前身是不是一种诗体，在后来赋成为一种文体，并在汉代领一时风骚，是无可置疑的。至唐时韩、柳发动“古文运动”,骈文逐步失去正统地位。这对赋有一定冲击，但宋后，赋依然是文人学士最喜欢采用的文体之一，主要是俳赋与文赋。

赋在先秦儒家荀子时便已是一种文体，《荀子》一书中已有《赋篇》，分别写云、蚕、礼、知、针五种事物。

刘勰指出“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可见赋是《诗》与《楚辞》演变而来，《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

赋到西汉时，已足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乃至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赋大致分为五种，也正是五个重要时期：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没有一定的限制性，这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后人视为赋体正宗，也称古赋；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六言拼偶组成，而又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又称俳赋；唐宋又有律赋，题目，字数韵式，平仄都有严格限制；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赋体的一种解放。静安所谓“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不外如是。

赋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屈平、宋玉、司马相如、杨雄、枚乘等人。

《汉书·艺文志》载：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中宋玉之《风赋》、枚乘之《七发》、司马相如之《子虚赋》、东方朔之《答客难》、扬雄之《长杨赋》、班固之《两都赋》等等，无不是传世佳作。